一、1918.8-1921.1

1918年8月，我以私塾同等学历考入璧中。全校按年级分四个班。第四班是毕业班，不到十个学生，五班三年级，学生三十几人，六班二年级二十几人，我在第七班一年级，人最多，有五十几个。学生全部住宿，十几桌人吃大锅饭，真是济济一堂。我第一次过这样的集体生活，思想上交织着新鲜与拘谨。

校长朱序伦，监学(后称教务长)叶用臧管教学，又一监学朱仿文管学生，老师有林高骧、曾庆福，都是成都高等师范毕业的。曾庆福还是本校第一班的毕业生，朱仿文是重庆川东师范毕业，其它还有张庆荪是廪生(即举人)，万海门是秀才，均有文名。同学对学校行政和各科老师，一般满意。

一年级各科中，算术是我的难点，特别不懂乘除法，我在私整没有学过。要争取各科前茅，十分吃力，所以两个学期来我的成绩总评都只有七十几分。回忆在私熟近两年稳定第一名，自形惭愧。这年(1919）暑假，父亲了解到我算术太差，督饬我把说本上所有习题重演一遍。由于自学进步，到二年级学代数、几何，就不感困难了，一连三个学期，学分总评稳列了前茅。

当时的青年学生来自各方，同班同学由初识到熟悉，逐渐产生感情、相互之间特别是成绩好的同气相求，于是附和旧社会流行的“金兰结交”——拜把兄弟。几个情投意合的人，依年龄排谱，上到三代，中书配偶，谱用白市布写成各存一份。当时，我毛笔字写得好，公推我一手完成。结兰之后，由于相互鼓励，狠抓课业，共同前进，曾出现勤奋学习的班风。这不但自身满意，学校和老师也很高兴。

当1919年春四班毕业了，续招新生为八班，同年秋五班毕业续招九班新生。九班的人数仅十几人，虽勉强开班，但报不准案。青年学生(包括老师)的思想，受此招不起生的影响，也逐渐变化为涣散消沉了。这个留生问题在我们七班新生入学时，已有存在(如应届毕业的四班只有九人)，即四班以前的二、三两个毕业班人数也不多。但七、八班招生时，正处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盛期，国共第一次合作，革命军北伐节节胜利，民族经济不断发展，形势-片大好，许多子弟在新潮流下纷纷要求进入像样的新学校。可惜当时教育行政的领导者没有重视。他们安于现状，坐失时机。及六班毕业时又出现大部分学生升不上学，九班开不起班，校方对此就难以为计了。

在这种情况下，学校纪律难免松散。老师不便严管，学生乐得“自由”，出现了个别同学玩麻将牌等赌戏，有次竟被学监朱老师抓获了。按当时校规应予开除。后来虽因种种关系学校只是给了“留校察看”处分，但给我们风华正茂之年，平添了不快之感。

1921年1月，我把这段事的原委向我的哥哥倾诉了。他支持我在这期转学重庆联中。就此结束了我在整中的两年毕生生活。

二、1929.2-1931.9

1929年2月,我从东北大学历史系毕业，受璧中聘任史地教员。当时校长林吉隆，教务主任陈大钟。训育主任徐XX。教务主任王光廷(字独辉)。教员有万里芳、周维俊、万乐野、肖德源、万海门等，还有和我同时去的徐宗嗣(我读璧中的兰友)。以上这些人有的是老师，有的是同学，名噪一时。在一个县中学里，有这样的行政和教学阵容，是难得的。

我初出“茅庐”当教员时，是有自信心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学生们都同我亲近，我也心安理得。原来壁中附设有四年制师范男、女生各一班。这两班毕业后又开办三年制师范学校。我都兼任各班历史课，还兼任初级职业学校(校长是兰友徐宗嗣)的历史课。

我任璧中教务主任后，多方面密切联系师生。如当时国文课，缺乏固定课本，我就建议老师们多选印鲁迅作品为中心教材。特别是从1929年秋井研人李清泉(即解放后任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李亚群同志)、内江人王书愚、江津人王大汉先后都在璧中教国文，他们都按这个中心选课文。因此当时的这门主课在李清泉等进步老师的循循善诱下，使学生的思想健康发展。

1930年春，国文老师叶仙蒂(荣县人)，与县长范英士是老友，同校长王独辉有旧谊，又和王大汉与我在校中颇相得，因此不时相约去县府往还。不久范英士因王校长另有任用，便向驻军推荐我继任璧中校长。这年秋天叶仙蒂的同乡李可清(字夷则)来校教国文，我接任校长后即委李为教务主任。他的行政和教学经验丰富，璧中国文课本经他们精心筛选后，编出了一套有系统的教材。加上老师们的循循善诱，学生的作文进步很快。璧中在纪念建校二十周年时创办了校刊。以后不断选刊学生的一些优秀习作。在校刊第五期上，刊登了一篇题名《枪声》 (指1931年4月发生的二十一军，刘湘的蓝师同二十八军邓锡侯的陈师以枪炮争夺璧山的战争)的文章。当时陈师驻合川，见到这期校刊后，全部扣了。此事虽未逮捕有关学生，但潜伏了我校长垮台因素(当时四川的民、财、教、建都在“八大行星”——军阀控制下) 。后来，我又在北大留京学会办的《璧刊》上，发表一篇题目叫《弯弯屈屈的马路原有弯弯屈屈的来路》，文章内容是指当时成渝公路璧山段，因避免伤及地方势力陈、黄两家的祖坟风水，把本来伸直的路线，有意改绕成“屈”线。因此遭到了报复打击，他们给我扣上了红帽子。当时正是国内军阀反共的火头上，这顶帽子是致人死命的。而璧山驻军游团长，又是信谣专家，恰巧能了解我的范英士县长调离了职。当我1931年 9月从重庆带领参加会考的18班学生回校时，我的璧中校长职务就被傅友仁接替了。算时间，又是两年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