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吴婉平，原名吴素清，璧山人，1912年生，2003年去世，享年91岁。解放前曾任璧山中学总务主任近3年，解放后曾长期作地段群众工作。

母亲一生坎坷，直到晚年才归乎平静。

母亲出生于璧山城关镇，五岁丧父，留下孤儿寡母在河边场无法立足。外婆征得外曾祖父（即母亲的外公）同意后，卖掉余下的田产，带着女儿和养子，回到璧山城里投靠自己的父亲。因此，从某种角度说，母亲由外曾祖父养大也说得过去。

外曾祖父姓陈，家大业大，人口众多，有房宅，有田产，有山林，有生意。

母亲九岁时开始在文庙小学读书，三年后辍学，回家帮舅娘带小孩。15岁到县立女子小学继续读书到毕业。18岁小学毕业后回家再帮舅娘带小孩，19岁考入璧山县女子中学，21岁与父亲结婚。婚后顺夫意改名吴婉平。母亲在女中只读了两年，未毕业，因弟弟考入璧山县立乡村师范学校，为缓解外婆的经济压力，母亲便同意了与父亲的婚事而肄业了。母亲婚后，外婆大部分时间在罗家生活，几年后病逝。

一、璧中的女总务主任

母亲婚后不甘作家庭妇女，陆续在一天门小学等校教了三年书。1943年8月—1946年2月，因父亲担任璧山中学校长，母亲担任了璧中总务主任。卸职后在城中镇小学教过一段时间书。

父亲罗君禄，璧山城东乡人，1911年生，1973年脑溢血去世，享年62岁。父亲8岁开始读私塾，至13岁转读璧山华美小学校。华美小学校三年肄业，又转读私塾至17岁时，考入重庆宏文学校，两年后肄业。1930年，19岁时以“同等学历”资格考入川大文学院。据父亲讲，当年他在成都考川大文学院时，有1千多人参考，考后他心中十分忐忑，不知能否考上，因他没有高中文凭，底气有些不足。不过还好的是，他以第42名中榜。以“同等学历”报考，考后没底，备受煎熬，成了他心中的一个“结”。

外婆有三个哥哥，“出息”最大的是三哥陈雪樵，也就是母亲的三舅，我们的三舅公。从父母的摆谈中得知，三舅公是辛亥革命志士，是璧山赫赫有名的人物，声望很高，影响很大，说话管用，当了很多年璧山参议会议长。他不贪不腐，作风简朴，思想开明，能与时俱进，善于接受新鲜事物，一点不保守；他善谈，待人和善，能体察民间疾苦，从不以势欺人，在璧山政界、教育界口碑甚佳。

三舅公一向关心教育。据父亲讲，他曾出头办过一所学校，父亲在他办的学校当过校长。

母亲从小来到陈家，直到21岁结婚搬出，是三舅公看着长大的，母亲出嫁前也帮三舅公照看过表弟妹。从母亲的口中，听出他们舅甥女之间的感情是很深的。

三舅公对父母的前半生影响很大，在他们心中位置很高，几乎是神一般的存在。记得他们在摆龙门阵时提到我这位已记不起模样的三舅公，总是带着崇敬的语气，用我们这辈人才该用的称呼，称之“雪樵三舅公”。

1943年8月，璧中校长将换届。父亲得知消息后，即向三舅公表示想参与竞争。父亲认为，璧中搬迁至虎峰山上的庙子是严重失策，虽躲过了日机轰炸威胁，但办学条件实在太差，离城太远（约二十里路），又在山上，交通、生活都极不方便，这是导致生源匮乏，优秀教师大量流失，学校声誉一落千丈的主要原因。要重振璧中声威，必须迁校、扩校、办高中。三舅公深以为是。

经三舅公广施影响，多方斡旋，加上父亲自身的一些有利条件，终得胜出，从前任曾璧光(音)手中接过璧山中学校长一职。

父亲接手璧中后，即任命母亲为总务主任，将后勤工作一股脑儿全交给了母亲。为方便母亲开展工作，将后勤人员的聘任权也赋予母亲。

父亲当校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迁校。他说不把学校从山上迁到城边边，学生不来，老师留不住，璧中就没有希望。迁回后祠坡老校区是不可能了，老校区早被内迁院校挤佔。在三舅公的支持下，父亲很快谈妥租下了一天门附近山脚下的徐家大院子为新校舍。徐家大院子规模比虎峰山上庙子大了很多，但要办个正规的中学仍然不济。在迁校过程中，父亲又请准县府拨款，租赁徐家大院子旁土地，新修了一些简易的教室，还修了食堂、操场、厕所等。尤其是操场的建成，学生有了活动的场所，学校顿时有了生气。

接手璧中后，父母开始两边跑，有时留宿虎峰校区，很辛苦。

学校边迁边建，一年后基本完成。学校有个样子了，离城近了，交通也比较方便了，学生多了，教师也愿意来了，班级也增加了。璧中一扫往昔颓势，逐渐走入正轨。

后来父母偶尔提起当年迁校扩校之事，还直甩脑壳，个中的艰难疲累，只有他们才清楚。

母亲负责学校后勤工作，没人管的事或父亲不愿管的事都由母亲来办，这时候母亲就像一个“不管部大臣”；甚至像调节解家庭纠纷，慰留员工都成了母亲的工作，这时候的角色就像一个“政委”。

母亲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是将工资领回来发给教职工。她有一口很结实的、墨绿色帆布面子的小提箱，大小只有普通皮箱的一半，专门用来装钱。每次接到通知领钱时，就随机“抓”个“保镖”进城。这个墨绿色的小提箱倒大不小，除了装钱用处不大，解放后成了我家的“档案箱”被扔到了床底。初中时我从床底拉出来看过。灰太厚，颜色都看不清，但箱子是好的，里面装了不少东西：有外婆的个人大相片；有一张“全家福”，“全家福”中的母亲笑容灿烂地抱着二哥；有父亲川大毕业证书；有三幅竹丝编的卷轴，一幅是岳飞题字“还我河山”，另二幅是山水画；有一套线装书“石头记”；还有几十张从东北带回来的伪满洲国风景明信片。由于我自小好奇心重，记得上面的风景有沈阳故宫、沈阳北陵、伪满皇宫、哈尔滨松花江大铁桥；还有一些日本风景，有富士山、日本皇宫、东京湾、北海道雪景、大阪码头等，中日风景大约各占一半。这３０来张明信片是二姐的一个爸爸在邮局工作的同学送给她玩的。记得我看了箱子里的东西后问父亲：“啷个你的川大毕业证书上校长是蒋中正呢？”他答说：“当时全国大学的校长都是蒋介石，就是挂个名。”我当时心想：有这个必要么？蒋介石也太沽名钓誉了。我又问：“啷个我们家有岳飞写的字呢？”他说：“那是照岳飞写的模仿的。”万分可惜的是，文革中这口皮箱被“红卫兵”从床下拉出来，连同里面的东西被“一锅端”了，从此渺无踪迹。可惜了，若是这些东西留存下来，都是文物般的存在了。

母亲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是催款。抗战期间，国家残破，璧山县不大，又无工业，财政收入窘迫，各项支出捉襟见肘，教育经费经常拖欠。那时可没有“再穷不能穷教育”之说。临近发薪，母亲的头号工作就是去县政府“等钱”，等不来就催。本来父亲作为校长出面是正道，父亲出面却没有母亲出面效果好。母亲直接去找自己任县参议会议长的三舅。雪樵三舅公面子大，很多人都要买账。因此璧中作为县立学校，一般都是优先得到款项。为催款，母亲除了找三舅公外，也会拜一拜其他“码头”，时而也到教育科长白深富那里坐坐。母亲说，白对他总是很客气，每次都要问他介绍来的人的情况。据父亲讲，白前后总共给他介绍过十一、二个人到璧中工作，他从未拒绝过一人。

父亲有一个十分漂亮的水晶石印章，平常由母亲保管，母亲每次领工资都要带学校公章和父亲私章去，这时的角色像一个“掌玺大臣”。一次领钱时，发钱的不小心竟将私章盖缺了一个角，一时极为尴尬，不知如何是好。水晶石章是父亲的心爱之物，母亲心一紧，随即化解道：“这下好了，哪个要做假都做不成了。”对方心领神会，赶忙道歉说对不起，投来感激的目光。得知章缺了，父亲心痛了好久。记得自己小时候问过母亲：“啷个爸爸的章是缺的？”母亲答：“章盖多了，盖缺了。”于是摆出上面的故事来。

总务主任的工作很繁杂。母亲45年生下二姐，孩子大一点后就不再回家喂奶，每天由保姆抱到学校来，好在学校离家不太远。罗家老屋在城东，离文风桥、大东门、一天门基本等距离，大约一里多吧。听老家的人讲，老屋地方就是现在璧山公安局大门内院坝。二姐几乎天天被抱去学校，久而久之，竟成了“小明星”，女生们尤其喜爱。大家说：这小姑娘好乖哟，圆圆的脸蛋像个盘子，眉毛、眼睛、鼻子、嘴巴像画上去的一样！这样的形象，跟今天的卡通画差不多吧，难怪大家喜欢。

在父亲规划的“三部曲”中，第一迁校，第二扩校，第三办高中，迁校扩校几乎同时进行，一年后大体完成，但办高中就难了。难在哪里呢？还是钱。父亲办高中有一个详细的规划，租地，建房，招聘教师，开设课程，所需经费，很详细，分三年完成，经费逐年增加。父亲心中一直有个“结”。当年他为考大学去重庆读了两年“宏文学校”，因无高中文凭考后心中无底。他的理想是他当璧中校长时把高中办起来，了这个心结，为家乡子弟铺就一条通向大学门坎的路，他本人也能在璧山的教育发展史上留下一笔。“理想很丰满，现实却骨感”。现实是战争，农业小县，缺钱。为办高中，父亲八方求爹爹告奶奶，该找的人都找了，不该找的人也找了，三舅公也到处游说，最后还是不行。父亲对办高中渐渐失去信心。

父亲年轻时就患上头晕的毛病，吃药治疗不见根治，现在看来就是高血压来早了一点。45年暑假父亲开始整理族谱，罗家好几代都没有“正南齐北”的读书人了，这件事责无旁贷地落在父亲头上。父亲曾说，“我们罗家在璧山是‘弱小民族’，你们妈妈她们陈家才是璧山的望族。”族谱整理得差不多了，父亲也病倒了，身体有病，理想无望，学校事繁，叠加在一起，父亲萌生退意，后主动提出辞职，于46年2月结束了璧中校长工作，干了五个学期。父亲辞职后，由周唯俊（音）接任，此后父亲在璧中教书直到解放。据父亲讲，他的校长工作未干满，想来应是干到八月份吧。

父亲的“头晕病”害了他一辈子。解放前曾因“头晕”病不能工作在家休养，又是这个病的原因加上最终理想破灭导致提前结束校长工作，若干满到４６年８月份或更长时间，母亲也不至于在64年被迫下乡了；又因“头晕”病提前病退，工资立马少了40%，更糟的是在石油校完全失去了存在感，没有了话语权；最糟的是因长期“头晕”导致脑溢血病亡，62岁即结束了一生。母亲活了九十一岁，至今还未听说罗家有谁活过九十岁。我们六兄弟姐妹最年轻的也过了七十岁，父亲六十二岁就去世，确实“早”了一点。父亲的三个“提前”对他本人、对家庭，都产生了极其不利的深刻影响。

父亲辞职后，继任校长慰留母亲继续在璧中工作，当然不是当总务主任了。母亲谢绝了。也许是累了，想休息一下吧；此外家中小孩多，年纪又小，回家带小孩也可省下保姆钱。父亲辞职后，母亲负责办移交，断断续续搞了一个月。我曾问过母亲，为啥移交要办这么久？她说事太多，每笔账，每样东西都要交接清楚。连一把锄头，一把扫把都要交清楚。

父亲辞职时，以父母共同的名义向璧中赠送了一副金丝绒的幕布，就是开大会时，挂在台上后墙那种，颜色跟母亲提款用的小帆布箱差不多。幕布上绣着“罗君禄、吴婉平赠”字样。

二、母亲的雅号和尊称

母亲一生获得不少雅号和尊称，有解放前的，也有解放后的。

文革中二姐旅行结婚回到家中，既兴奋又神秘兮兮的说：“你们晓不晓得，昆明陈表叔说的，妈妈以前在璧山女中读书的时候是‘校花’。”陈表叔是妈妈的表弟，小时候妈妈还带他玩过。我不禁大吃一惊，妈妈以前是“校花”？怎么从未听父母提过。想起电影里的那些“校花”，无论如何也把眼前的母亲跟“校花”联系不起来。母亲青春早已不在，哪还有什么“花”的影子。不过小时候是觉得自己的妈妈跟别人的妈妈有些不一样。我的妈妈皮肤白，模样很端正，身材高挑，总是气定神闲，有一种说不出的气质。能记起妈妈最初印象就是那张“全家福”相片了。相片中的妈妈年轻漂亮，风姿绰约，抱着二哥，脸上挂满幸福、满足的微笑，尽显大家女子风范。相片中的妈妈是那样出众，难怪父亲当年一见倾心！按二哥的年龄推算，那一年应是1940年末或1941年初，母亲当为29岁。

虽被陈表叔“指证”为校花，但孤证不足为凭，心中虽略有窃喜，但也没太当回事，很快就忘了。谁知到了2002年，南京的徐姑父回璧山老家省亲，来到我家一叙。在我给他接风洗尘的席间，想是高兴，他突然神神秘秘地说：“你们晓不晓得，你们妈妈以前是‘校花’”。这次我没吃惊，在场的二哥也没开腔。老爷子兴致来了，继续说：“那个时候我们岁数小，璧中那些年龄大的男生没事就爱往女中跑，多半都是奔你们妈妈去的。”这下我相信了。

母亲偶尔也跟子女摆起读书往事。我听她亲口说过，她在女中时是校篮球队队长，大家都叫她“高人”。我有些迷糊，没见母亲摸过篮球呀！母亲有那么高吗？跟两个姐姐比也高不了啥呀！或许那时人们个子较矮，母亲较高，且腰直、人瘦、显高，故得一“高人”雅号。听母亲说，她读书时对文体活动是很积极的，“十处打锣九处在”，有时候不想参加别人估到来拉，她是班长，躲都躲不脱。经常参加文体活动提升了她的“出镜率”和“知名度”，这跟她“校花”和“高人”的雅号应有很大关系。

母亲在璧中工作时，全校师生员工都叫她“吴先生”，很受尊敬。一则母亲是校长夫人，大家高看一眼，但可能还是母亲自身原因使然。母亲善解人意，待人热情、诚恳，很容易被人接受，加之她的工作是服务性质的，更增加了亲近感，故“吴先生”的尊称自然而生。我曾问过母亲“啷个那时候别人叫你“吴先生”呀？你是女的呀！”她答：“是他们要这么喊的。以前女的也可以当先生，女先生嘛。”

1955年，我们从抚顺石油学校搬到化龙桥重庆石油学校宿舍。也许是户口上母亲的文化一栏是初中，这个文化程度在家庭妇女中是不多的，大多数人都是文盲。母亲第一次参加户籍下段组织的学习，就被点名念报纸，念完户籍很满意，从此母亲就开始无偿干地段工作，一共九年多。由于母亲工作积极，热情为大家服务，很快当选化龙桥十六段治安委员、居民主任委员。母亲的工作做到了上情下达，下情上传，户籍、群众都满意。后来不知是谁起的头，大家都叫母亲“吴代表”。

57年我家从化龙桥搬到大坪石油校新居后，母亲担任大坪十段居民委员兼石油校家属主任委员。十段主要由一些单位组成，母亲的主要工作在石油校内。学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人们之间的称呼比较讲礼貌，对老年妇女一般都尊称“某婆婆”，不太老的尊称“某妈妈”，母亲也获得了“罗妈妈”的尊称。“罗妈妈”在石油校家属区叫得很响，中青年职工跟母亲打交道时也都叫她“罗妈妈”。

三、领导的好帮手，群众的贴心人

母亲文化不高，却有相当的工作能力，难得的是，作为一个家庭妇女，她有一定的组织能力，这显然是在璧中当总务主任时锻炼出来的。母亲待人热情、大方、诚恳，工作不图回报，能为群众利益奔走，实难可贵，故广得群众好评甚至拥戴。

化龙桥16段居民结构比较复杂。母亲冒着一定的政治风险为有政治历史问题背景的赤贫家庭争取困难补助；积极协助派出所调查、侦破发生在本段的所有三起治安案件：计抢劫案一起，强奸案一起，纵火案一起；调节本段纠纷若干起。党和政府给了她不少荣誉，先后评为沙坪坝区社会治安积极分子，沙坪坝区优秀街道工作者，沙坪坝区人民法院人民陪审员。戴了红花，发了奖状、证书，时不时通知去法院陪审案子。

鉴于她的优秀表现，户籍动员她写入党申请书。当她回家说起这件事时，父亲不以为然地说：你以为入党那么容易？要查祖宗三代，你入得进去？母亲知难而退，回户籍说自己条件还差，条件够了再写。

57年10月我家搬到大坪，由于母亲在化龙桥16段深得人心，16段居民买了一朵大红花给母亲戴上。在户籍带领下，二、三十人一路浩浩荡荡、敲锣打鼓将母亲送到新家。临走前在楼下放了一通鞭炮，到新家后又在单元门口放了一通鞭炮，给足了母亲面子。令人过意不去的是，为了不给主人家添麻烦，大家水都没喝一口，看了一下新居后就纷纷离去了。要知道，这一趟可不近，要翻一个大坡，走半小时左右。当天我没上学，随着人流从化龙桥走到大坪。看到母亲这么受人尊敬，心中很自豪。

如果说父亲做璧中校长的这两年半是我家解放前的“高光”时候，那么我家搬到大坪新居后就是解放后最“顺”的时候了，56年父亲的薪水从60多元调到90多元，当时90多元算是高薪了，家庭经济大为改观。新家的房子设施完善，有3间住房，木地板、双层窗户、单独的厨房、抽水马桶、淋浴，当时叫甲级住宅，简直一步登天了。母亲社会工作成绩斐然，深得上级信任和群众夸赞。涨薪、搬新家，超高的人气，三件喜事叠加在一起，我家进入最顺时期，以前的阴霾一扫而光。

搬到大坪后，学校有一个比较紧迫的事，就是筹建托儿所和婴儿室，石油校将它交给母亲筹办。在学校的支持下，经过几番折腾忙碌，总算办成了。托儿所和婴儿室合在一起，设在家属区一个漂亮的小院子里，四周新修了矮围墙，我随母亲去“耍”过。房子上下两层，改造了一下，刷得白白的，很干净，小坝坝里有秋千、小滑梯、翘翘板，最稀奇的是有一艘四角吊着铁链的小船，可随意晃荡，很好玩。我们以为母亲这下要当园长了。谁知有一天母亲回家有些沮丧地说，学校叫她把托儿所交给xxx，不要管了。我们很吃惊也很不平。母亲又说，xx领导说，你要是去托儿所了，家属委员会哪个来管？要顾全大局。母亲只好作罢。

石油校在郊区，离大坪街上有点远，职工家属买东西很不方便，都希望能在家属区设一个代销点。那时条条框框很多，这代销店可不容易批，母亲八方求人，最后以职工合作社的名义，总算把手续办下来了，场地、货源也落实了，然后就像办托儿所一样，剩下的就是经常去关心的份了。

这两件事，母亲费不尽的力，一分钱好处未得。

家属宿舍周围有些空地，母亲征得学校同意，分给各家种菜。要地的先报名，然后将地分成块抓阄。我家抓到一块靠中间的。家属们热火朝天地把地开出来种上菜，宿舍周围大变样。在母亲带领下我们舍得下功夫，菜长得很好。后有人给母亲反应，说她的地在边边上，鸡老是去啄，没法种，要求换。这可给母亲出了个难题，谁愿意去换鸡啄地呢？母亲思绪一番后，决定将她最容易被鸡啄的那一半地换给自己。那个家属非常满意，可我们不乐意了。我说她怕鸡啄我们就不怕吗？母亲说种海椒不怕鸡啄。果然，我们种上海椒后鸡不来啄了。由于肥水施得勤，海椒长得不错。通过种海椒，我不仅知道了鸡不啄食海椒，还知道了海椒不开“空花”，开一朵花就要结一个果。

“三年灾害”时期，物质极为缺乏，人人都在挨饿，大人浮肿，小孩失去活力，操场上见不到人影。一次母亲在石油路临时肉摊买肉时，与卖肉的老刘闲聊。说现在生活好紧张哟，每人每月才半斤肉。我们石油校有个女老师生了小孩，没得营养，一点奶都没得，娃儿饿得哭，大人急得哭。唉，好造孽哟！老刘听了动了恻隐之心，说收摊的时候你带她来看一下。这老刘与母亲较熟，母亲是家属委员又是居民委员，这摊位地点还是母亲带他选定的。母亲回去将产妇带到摊位处，待没人时上前打招呼。老刘没说话，其实他早看见了。他卖了两根猪蹄给产妇，没收肉票。那时物资紧缺，什么东西都要凭票，光凭钞票是买不回来什么东西的。完了他对母亲说：你要补个条子来哟，要写上居民委员你的名字盖上你的章。隔了两天，有个大肚子找上门来。恳请“罗妈妈”也给她写张条子。母亲写了两张条子，盖上自己的章，托这个孕妇将前一张条子带去。母亲的私章是个银灰色的金属章，是在璧中当总务主任时刻的，已很少用了，这下可派上大用场了。

这个临时摊位大概隔天摆一次。老刘用一个像长板墩一样的竹架子担肉卖肉。卖冻肉时是两个半边，卖鲜肉时是一头整猪，包括猪所有的杂碎。头、蹄，脚油半斤票买1斤，其他杂碎也都打折，只有板油不打折。大家都觉得买杂碎划不着，一个月才半斤肉太宝贵了。因此，经常肉卖完了架子上还挂着杂碎，这时候母亲的白条就能发挥作用了。记得外单位的人都来找她这个“罗妈妈”。母亲开出了多少张白条，不知道，但我家却没沾上一点“油荤”，这是真的。我们几个小孩馋得慌，怂恿母亲写张条子找老刘买点杂碎。母亲眼一瞪：“那都要得哟！” 还记得有一次一个外单位的重病妇女来找“罗妈妈”，母亲看了她带来的病历后，给他开了张条子。病妇未走出门又返身回来说，若母亲再开一张，她可以帮忙把东西带回来。母亲摇摇头：“要不得。”

1964年秋的一天，母亲说：石油校把她和左x列为沙区人民代表候选人，二人选一个，名额是分给十段的。父亲“泼冷水”说：你啷个选得赢左x，你是家属，他是老师，哪个不晓得他是左权的养子？左权是什么人？他是八路军大烈士。你去说，你条件不够，以后再选。母亲说：我说了的，他们非要我选。于是母亲的名字与左x的名字列在一起在十段辖区到处张贴。最后结果毫无悬念，左x当选，母亲“陪选”。虽是陪选，也还是很有意义的，这是区人民代表的正式候选人，也是石油校领导对母亲工作的一种肯定。

作为区人民代表候选人，也是母亲个人经历的又一高光时刻吧。

四、母亲对家庭的付出

母亲爱说这样一句话：“你们六个都是吃我的奶长大的，没得哪个吃外人一口奶。”一个人可能不记得自己吃奶的感受，但他一定知道自己是吃谁的奶长大的。我们不会忘。父亲很感谢母亲养大了六个儿女，他说这是母亲为罗家做的最大的贡献。母亲不仅养大了六个儿女，还带大了四个孙子女，加上在石油校家属院还帮别人带过三个小孩，母亲大半辈子都在跟娃娃打交道。

母亲最辛劳的时候，是解放后的几年。

璧山解放时，父亲在璧中教书。不久父亲即抽调到城东乡临时征粮委员会负责宣传，从此离开璧中。征粮结束，在寒假各中等学校教职员研究会学习一月后，调璧山县立农业职业学校教书。50年7月学校缩减规模，调璧山县积谷、济谷、清理、保管、使用委员会任委员。该委员会无编制、无薪水，是临时机构。51年元月申请安排教师工作，4月分配到来风私立明善中学，结果明善中学已满员未成。8月14日到重庆西师工区任文书兼文化教员，工作走上正轨。9月10日江津专区文教科通知到綦江中学任教，未去，仍留工区。后从西师工区到重庆高级工业学校，再调抚顺石油学校，再后调重庆石油学校，至65年退休。

从父亲简历可知，从50年8月至51年7月，这一年左右时间里，父亲没有工资收入，这也是我家历史上最困难的时候。

解放前爷爷有80石租谷，这一石是好多斤，我至今都不清楚。听父亲说，80石租在璧山只能算个小地主。51年初土改后爷爷的小地主自然是当不成了，土地重新分配，房子也分了一半出去，从此要自耕了。谁来种这个地呢？爷爷吗？年老体弱，根本干不动；父亲吗？这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确实有点苛求，何况他也没分土地。种地的重担竟落在从未种过地的母亲肩上。此外，土改后爷爷声望扫地，加之年老体衰，不可能再当家，也不愿当家，于是当家的重担也落在母亲的肩上。真像戏文里说的，“里里外外一肩挑。”

又种地又当家，对母亲来说太难了。

母亲在大户人家长大，从未干过农活，对种地一窍不通。本身又是一弱女子，体力很有限。土里活咬牙自己干，田里活只好请人干，付不出工钱先赊着，好在有人信。

还记得一个大热天上午，母亲给土里浇水。她只能挑大半桶，爷爷只能挑半桶。汗水湿透了母亲的后背，小小年纪的我看了心里很痛。看着母亲的背影，当时有个问号：怎么妈妈挑水上坡背都是“伸”的？父亲即便在家也不会去劳作，也从未听见母亲抱怨过。也许她认为，父亲的出路不在地里，他应出去工作挣钱养家。

51年2月土改，那年上半年，父亲无工资收入，一家十口人全靠土地过活。家中吃饭的人多，做事的人太少，全劳力一个没有，难啊！母亲舍命地干，连轴地转。一早上坡，晚上收工回家点灯做饭，总算带领全家渡过了这最困难的时期。毫不夸张地说，这个时候的母亲，是家中的顶梁柱。她自己也自豪地说：“开头好多人都在背后想看我的笑话。第一年我不懂，收成不太好。我虚心学，我舍得干，第二年就好了，不少人在背后夸我了。”

母亲从一个大户人家长大的女子，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迅速转变成一个“成功”的农民，恐怕也算是创造了一个细小的“奇迹”，颇有“时势造英雄”的味道。其实，在我心中，母亲就是一个英雄，是我们罗家不折不扣的英雄。

从家庭妇女到农妇，母亲完成了人生最艰难的一次转型，这段时间也是母亲人生的一大低谷。

1954年，父亲任教的重庆高级工业学校初级部撤消，父亲被调往长春电力学校。由于家中实在困难，每月工资60多元，有10人吃饭，父亲不愿去，拖至9月19日才动身。到北京后，路费不够了，到燃料工业部电力总局借钱，遇见同是高工校调长春的一位老师，得知长春已不差人了，遂调整到石油总局抚顺石油学校。到抚顺时已是10月18日了，整整走了一个月。

家中小的三个小孩随父母到东北，大的三个随爷爷婆婆留老家。

来到东北，感到东北的冬天真冷啊！

早晨天不亮就出门上学。棉帽、围巾、小棉衣、棉大衣、棉裤、棉胶鞋、棉手套，全身棉，仍挡不住寒风朝领口、袖口里钻。小学在望花区街上，叫望花台小学，离石油校约三里路。我和二姐相伴上学，一路上几乎碰不到一个人。四周白茫茫一片，只听见脚底下传来“嘎吱”“嘎吱”的踏雪声。街上都是青砖平房，房檐下吊着一尺多长的冰棒，像一根根晶莹剔透倒挂的笋子。那时温度的概念模糊，也不知是零下好多度。教室里不冷，前后各有一个铁皮炉子。虽有保暖措施，但小孩子们手指与手背相联的关节，除大拇指关节外，总是开冰口，尤其是第二指关节，不少人鲜血淋漓。我这个南方小孩自不能幸免。冷是冷，但小孩子适应力强，也不觉得啥。语音也转得快，一个月后就一口东北腔。

父母就难受了。父亲还好，平常家里、教学楼两点一线，都有暖气，只是偶尔出门。难受的是母亲。学校有了一个很大的锅炉房，煤渣堆成小山，但却不是24小时供气。原则上，白天供教学，晚上供宿舍。因此白天上班后，宿舍是无暖气的。母亲除了做家务，还要出门买东西，虽然“全副武装”，仍挡不住严寒，只有硬扛。母亲极不适应东北的严寒，整个漫长的冬季都是病怏怏的，显得有气无力。虽然这样，我们回到家，总能吃到热气腾腾的可口饭菜，身上的衣服也总是干干净净的。为照顾南方人，我们的配给是75%的细粮，25%的粗粮，当地人则相反。细粮是大米、白面，粗粮是高粱米、棒子面（包谷面）。本地人配的细粮是不能买大米的，逢年过节每人才能买二、三斤。母亲很快学会了做面食，馒头、包子、饺子、面条、饼子一样不差。母亲将粗粮细作，把包谷面和面粉混在一起做包谷馒头，金灿灿的，好看又好吃。

东北的冬天寒冷而漫长，蔬菜品种少，大致是萝卜、白菜、土豆三大样。母亲将萝卜切成连在一起的条状，放在暖气片上烘干，加上作料，又香又脆。屋外冰天雪地，室内温暖如春。一家人围着小圆桌，分享着热呼呼的稀饭和香喷喷的包谷馒头，就着可口的土豆丝和萝卜干，很惬意。饮食虽清淡，气氛却温馨，幸福感油然而生，至今难忘。虽然经济极为拮据，父亲却改不了打“牙祭”的习惯，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吃回肉。肉照例是买一块一斤二、三两的保肋肉做回锅肉，萝卜少不了炖一大锅，偶尔也做红烧肉烧萝卜或土豆。由于几乎全是肥的，我们几个小孩子都不爱吃，一斤多点肉从没一次吃完过。当时抚顺一次买上一斤肉算是比较“富”的“大买主”了，一般都是买几两，连皮带肉绞烂，卖肉的用张菜叶（可能是在菜市场收集的）垫上，买的人就喜滋滋地用手托着而去。母亲说，她每次买肉，别人都要把她盯到。我问母亲，他们买这么一点肉怎么吃呢？她说她们加上很多韭菜包饺子，或者炒菜时放一点。父亲笑着有点调侃地说：“南方人买肉一块一块地买，东北人买肉手板就摊走了。”母亲说：“那些冻肉听说还是从我们四川运去的呢！”其实，我家一点不比当地人富。几两几两地买肉，既是因为穷，也是一种消费习惯，就像我家，虽然穷，却要买一块肥肉做回锅肉一样，若有钱，谁会尽买肥肉？谁会一次买几两肉？父亲的调侃，有点五十步笑百步了。

在我家75%的细粮中，大约50%买大米，25%买面粉，25%的粗粮则买包谷面，从不买高粱米。我们才到东北的几天在食堂吃饭，高粱米饭很硬，口感不好，吃了大人小孩解大便都很困难。大米有两种，一种是南方运来的，主要是湖南米，口感很一般，但价格亲民，大约1角多钱1斤，再有就是本地产东北米，口感很好，但价格很高，比南方米贵一倍。我家没钱，都是买南方米吃。一次听父母商量，也没得啥子吃的，叫屋头用挂号寄点粬子来试试。后璧山老家将粬子碾碎，用牛皮信封将醪糟粬寄来了。母亲买来几斤东北米，按老家的做法将醪糟做好后封坛，几天后开盖，竟满屋飘香，大获成功！东北大米贵，粬子邮寄麻烦，醪糟做好后舍不得吃。一天来了位年轻的男老师，家中无待客的东西，贤惠的母亲“灵机一动”，就舀了半碗醪糟笑眯眯地递给他。年轻老师狐疑地看着碗里的食物，面露难色。母亲劝他“尝尝”。盛情难却，他尝了一口，接着就“一发不可收拾”了，边吃边赞，但很客气地谢绝了母亲的“再来一点”。第二天父亲下班回家说：昨天来的那个小张到处说，他到罗老师家去，罗师母端给他一碗用大米做的食物，叫不出名字，好吃得不得了，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母亲微微一笑：“要是煮个醪糟鸡蛋，再加点白糖猪油，那不晓得他会啷个说了。”可家中哪来的鸡蛋、白糖呢？后来一天晚上，又来了两位年轻女教师找父亲，母亲照例又奉上了两半碗生醪糟。两人稍加推辞后愉快地品尽，也是边吃边赞不绝口。她们走后我问父亲：“她们都是你们办公室的呀？”父亲说：“有一个是图书馆的。”以后是不是还有人来就不知道了，反正半坛醪糟我们几个小孩很少分享到就没了，倒是不少邻居都“沾了光”。罗师母用大米做出了叫不出名字的绝味美食，一时在抚顺石油校传为佳话。

还记得，为省钱，母亲扯了一段布，一针一线给我缝了一件又长又大的衬衣，穿烂都嫌长大。不过，这是我平生第一件衬衣，也是第一件内衣。以前的内衣都是穿小了的外衣作内衣，荷包拆了正好补疤用。母亲还用别人送给二姐的一段花布，给二姐缝了一条非常合身的裙子，二姐很满意。

父亲调职东北时，为解决我家生活困难，重庆高工校给东北学校说好，母亲去后安排工作。可母亲整个冬天都处于病态，抚顺石油校就说等病好了再说。当时父亲月薪60几元，家分两处，10人吃饭，虽每月定期补助15元，仍无法维持。记得到东北的那年冬天，一天父亲阴沉着脸回家递给母亲一封信，母亲展开信纸，看着看着就流下泪来。我在一旁，有些惶恐不安，不知信里说些什么，忙问：“妈，怎么啦？”母亲未答理我，仍全神贯注看信，半天才缓缓抬起头来，抹了一把眼泪，也未看我，语中带悲，像是自言自语，轻声说：“婆婆死了。”唉，可怜的婆婆，我们走时就病得很厉害了。如今远隔几千里，除了赶快设法寄点钱回去料理后事，还能咋样呢？往后的一段时间，都没见父母脸上有点笑意。显然，他们对未能给老人送终而愧疚不安，但又莫可奈何而郁闷。

由于生活困难，母亲长期生病，父亲语言不通影响教学效果，父亲不再跟学校提给母亲安排工作一事，干脆打报告要求调回重庆，哪怕是重庆附近的县份也行。

父亲的调职报告总算得到批准。1955年9月15日，在离开重庆一年后，我们随父母来到重庆化龙桥重庆石油学校家属区，当时学校已迁往大坪。

解放后母亲一共有3次正式工作的机会，遗憾的是都没干成。一是父亲调东北时，因母亲当过中学职员和小学教师，调入方同意给母亲安排正式工作。但由于母亲极不适应东北的严寒，身体长期不适而未成。第二、三次都是在58年，当时大跃进，各行各业都需人。母亲有在学校工作的经历，年龄尚可，当时还没有退休一说，参加工作主要看能不能胜任。大坪肉店差了个管账的，账做完了就帮着卖肉。母亲想去，父亲坚决反对，他说你去了屋头一大家子啷个办？卖肉是个好体面的工作吗？一个月怕只有二、三十块钱，你在家管好家务怕不止值这些钱！母亲只好算了。又过了些日子，大坪百货公司卖花布的柜台差个营业员，母亲很想去，父亲仍以相同的理由反对，不同的一点是，卖花布的站在那里不就是人跟花布一起让人看么？由于父亲的坚决反对，母亲两次都默默地屈从了。

母亲晚年摆起往事时，多次说过:“都是为了你们六个，害我没得正式工作，老了连退休金都没得。如果我有正式工作，64年也不会下乡了。”我们心里十分清楚，除了感恩，就是尽孝，尽量让母亲晚年感到幸福。

五、母亲的善良

善良或许是人的天性，但却不是每个人都是善良的。母亲的善良发自内心，不加修饰。

母亲在化龙桥当居民委员时，有居民组长向她反映，他们组有一个伪军官的老婆病得很厉害，生活十分困难，看能不能申请点补助？他不敢向户籍反映，怕说他立场有问题，所以只敢跟居民委员反映。母亲很吃惊，她不知道地段还可以吃补助。母亲听了组长介绍情况后，决定跟他一起去了解一下。吃晚饭时母亲面色凝重的说起她看到的情况。她说该妇女得了严重的肺结核，卧床不起。男人是伪军官，判了二十年。两个娃儿，一女一男十来岁，都在捡渣滓，没读书。他们在黄角堡小学厕所边搭了个“偏偏”住，太造孽了，她要跟户籍反映。父亲提醒，要注意分寸哟。 过了几天，母亲喜形于色地说:给她那个女的申请的补助发下来了，12块钱。她和户籍先去看了那个女的，户籍也觉得问题很严重，跟所长反映了。所长说男人的问题归男人，她们母子的问题归她们母子，同意补助。当户籍、母亲、居民组长一行人将钱送到病妇手中时，病妇激动得热泪盈眶，哽咽得说不出话来。12元钱是个什么概念呢？当时猪肉三角八分一斤，中米七分一斤，白菜萝卜1～2分钱一斤。

我出于好奇和侧隐之心，偷偷去看过。黄角堡小学离家很近，在一个坡顶上，属16段辖区，母亲后来还去代过课。学校厕所在半坡上，周围有些树子。病妇家的“偏偏”搭靠在厕所一侧，没有窗。我不好意思走近，站在附近坡上朝下张望，只见里面像个大垃圾堆，在一个似床非床的地方，躺着一个女的，面色蜡黄，浮肿。我突然想起经常看见的两个捡渣滓的小孩，比我大一点，一女一男，模样、身材都极像。他们背着硕大的背篼，同样蜡黄的脸，一双无神的大眼睛四处张望寻觅。在那极为贫穷的年代，谁家有好多能卖钱的垃圾扔出来呢？所以两姐弟的大背篼里经常是空空如也。

又过了一些日子，有一天母亲又喜滋滋地说，又给坡上那个女的申请到十块钱。再往后就没听她摆了，也不知后来那家人怎样了。

“三年灾害”时期，城市和农村都笼罩在饥饿之中，尤其农村。听老家的人讲，最困难时每人每天2两原粮！曾在网上看到，离休的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发文称，他估计“三年灾害”时，四川省“非正常死亡”人口一千万！他的数字是从灾前和灾后的统计数字为基础推算出来的。实在惊人！

“三年灾害”时重庆石油校教工食堂给大坪粮站加工加拿大小麦面粉，麦麸子归食堂。食堂将麦麸子捏成鸭蛋大的窝头，每份二两五钱米的饭一天送一个。这“麦麸子坨坨”很难下咽，很多人吃了解不出便，还闹肚子痛，父母宁愿饿肚子也不敢吃。我家养了两只兔子，吃不完的“麦麸子坨坨”正好喂兔子。

兔子慢慢长大了，运气不好，两只都是公的，不能下崽。家中有杆16两一斤的老秤，称了一下，黑兔4斤半，白兔4斤5两。父母决定卖掉白兔，黑兔留下改善生活。由于主要是我在照看兔子，我要跟母亲一起去卖，母亲同意了。我们把白兔放在以前买菜的提篮里，上面搭上一块旧布。兔子非常温顺，一动不动。一人花1角6分钱，坐2路电车到了解放碑。为什么舍近求远不在大坪卖呢？是怕熟人看见不好意思，母亲又是居民委员、家属委员，怕影响不好。

我提着兔子，跟着母亲到了大阳沟，就是现在重庆大都会一带。这里是重庆市副食品供应中心，属于脸面一类的地方。大阳沟市场是一条二三百米长的支马路，路上方用竹棚罩着，以前可是热闹非凡。我们到时已11点多了，没看见街口一带有卖东西的人，非常冷清。母亲叫我在路口前不远处的墙角边等着，她去里边看一看兔子卖好多钱一斤。不一会儿回来了，说没看见兔子卖，不知行情，决定卖5元一斤。5元是个什么价呢？当时黑市上的细粮票5元一斤，农民偷偷卖的新米也是5元一斤，而人们一个月的工资就三、五十元。母亲决定卖5元后，我就把兔子提到人行道边上，揭去盖在兔子上的旧布。刚刚直起腰，篮子就被一左一右两只手按住了，紧接着马路对面跑过来一人伸出了第三只手，顷刻围过来一小群人。有人急切的问:“好多钱一斤？”母亲有点儿不好意思地说:“5块。”最下面一只手说:“我要了。”众人不依，母亲只好说:“算了，他先来。”买主是个个子不高的干部模样的中年人。他问:“有好多斤？”母亲答:“新称有4斤3两，我去找个称给你称一下。”他把篮子掂了掂，说:“不用称了，我给你算四斤半的钱。”他把篮子夹在两脚中间，掏出23元钱给母亲，母亲准备补给他五角钱，他说不补了，母亲说那你把篮子提走吧。买主高高兴兴地提着篮子走了。整个过程不到五分钟。当时大阳沟的活兔究竟卖多少钱一斤？不知道，不过恐怕不止五元，无论如何，一斤活兔怕还是比一斤大米贵吧。物资实在太稀缺了。

    我是养兔子的“有功之臣”，卖了兔子总得“犒劳”一下我吧。我们朝里走去吃饭。那时的馆子是绝不会有肉卖的，只有碰到什么就吃什么了。看到一家馆子卖发糕。发糕呈斜条状，中间裹着一条大拇指粗的伊拉克椰枣，三两粮一段，很大一块，十分诱人。店里食客稀稀拉拉，“舔盘子”的比食客还多。有的坐在角落里，有的在帮收碗盘，也有正在搜寻桌上的残留物的，端起碗喝几口汤，又失望放下。发糕三两粮票一角钱，外搭半碗小球藻汤。发糕是纯面粉的，中间又有甜甜的伊拉克椰枣，很好吃，我三下五除二，很快一扫而光。小球藻汤说不出来啥味，像加了几滴酱油的温水，没有一点儿固体物，真正的清汤寡水。我喝了几口，太难喝了，难怪“舔盘子”的都嫌。以前听人说小球藻是尿培养出来的。不知是真是假，不过当时公厕里确实在小便槽旁搁着尿桶。

发糕吃完了，汤也喝过了，抬头一看，母亲才吃了一半。母亲见我放下碗，便分了一块给我，我也不客气地两口塞进嘴里。母亲还在慢吞吞的吃着，不时喝一口小球藻汤。母亲吃得慢不是装的，一直是这样，也许是在陈家大院养成的习惯。在外曾祖父家里，恐怕是不容许女孩子狼吞虎咽吃东西的。

    看着馆子里蓬头垢面舔盘子的人两眼都直勾勾的盯着母亲手中所剩无几的发糕，我有些犯腻，对母亲说，我们走吧。母亲犹豫了一下，才站起来。我在前，母亲在后，慢慢走出馆子。这时母亲手中的发糕，只剩一大口了。刚走出馆子几步，突然身后传来母亲惊愕的一声:“嘿——！”我赶紧扭头，只见一个瘦小的身影从我身边匆匆掠过，边走边低头用双手朝嘴里塞东西，生怕别人将食物抢走。我明白了，我们遇到“抓筋”了。突然，从后面冲上一个高大的年轻人，朝“抓筋”背上“咚咚”就是两拳。声音空洞，像擂破鼓。“抓筋”毫无反应，仍双手捂着嘴，低头狂吞到口的食物。母亲却急了，像条件反射一样上前一把拉住年轻人，大喊:“算了！算了！他也是饿慌了！”年轻人慢慢回过头，用疑惑不解的目光盯了母亲一眼，高举的拳头缓缓放下，没说话，往前走了。年轻人回头时，我看清了，那是一张很年轻英俊的脸，酷似现今的香港明星周杰伦，约二十四、五岁，只是面带菜色。我当时心想:唉，何苦这样武烈呢？不就一口发糕嘛，你不是也没吃饱吗？马路对面还有人想冲过来“拔刀相助”，急得母亲连连摆手大喊:“算了！算了！”

    母亲瞬间由一个愤怒的受害者变成善良的同情者，态度180°反转。我想这是她善良本性的表现，是装不出来的。我至今羞愧，也许是少不更事，整个过程木讷、“中立”，一言未发。我缺乏母亲那种发自心底的善良，她在“灾荒年”的大阳沟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告诉了我什么才是真正的善良。

    之前听说街上有“抓筋”抢东西吃，主要抢老弱妇孺，还似信似疑，在大阳沟算是见识了。说来都是饥饿惹的，谁愿意去当受人鄙视的“抓筋”呢？为一两口食物引来这么多人躁动，真是可怜可悲呀！

   三年灾害时，重庆石油校还发生了这么一件事。

   一个叫陈×云的学生找到家属委员“罗妈妈”，请“罗妈妈”想办法帮他解决妹妹的吃饭问题。民以食为天，母亲哪有管天的本事，何况是在灾荒年。据母亲讲，陈姓学生的父母、弟妹都饿死了，剩下一个大妹好不容易搭车来重庆投奔哥哥。哥哥是个学生，除了将妹妹安排到女生寝室暂住，两人分食一份饭外，别无他法。陈姓学生求了很多人都不得要领，要么表示爱莫能助，要么劝他将妹妹打发回去。一个礼拜下来两人都饿得撑不下去了。有人出主意叫他找家属委员“罗妈妈”试试。

    父亲听后对母亲说:“吃饭问题你都解决得了吗？现在一人一份口粮，没有城市户口哪来口粮？领导都管不了，你还是别管了。”母亲说:“我去看了她妹妹，说起就哭，太可怜了。况且别人找都找上门来了。”父亲说:“你要不信就试试看吧。”母亲还真去管了。陪陈姓学生到处求助，结果可想而知。陈姓学生豁出去了，到处说农村饿死了好多人，他全家都快死绝了，就剩一个妹妹。别人劝他不要乱说，他说是饿死了很多人嘛，妈、老汉都饿死了还不准人说吗？他成分好，几代贫下中农，学校拿他无法。闹一通还是解决不了，他决定采取极端手段。陈闹得凶，同寝室的都搬走了。他在寝室把手腕割破，故意弄得到处是血。学校大惊，赶快派校医抢救。校医去后一看，未伤及主血管，包扎处理后回报。学校派人开导他，同时也批评他不该以自杀来要挟学校。他大为光火，宣布绝食，不活了。他把门窗关严，妹妹来了都不开。陈姓学生已几天未吃饭，学校压力山大。第二天一早就开会研究，决定将他妹妹安排在学生食堂喂猪，管饭无工资。但无论谁去告诉他这个决定他都不信，认为是学校骗他的“缓兵之计”，不开门，不搭腔。后管教学的副校长去说他也不信，说除非罗妈妈来说，他才信。副校长找到母亲，母亲一口答应。当时快吃中午饭了，母亲先到学生食堂去帮他打了一份饭，端到寝室门外。向他说明学校决定。他信了，开了门，和着泪，狼吞虎咽把饭吃了。问题总算得到了解决。

我想为什么陈×云只信母亲呢？不是母亲的面子比副校长大，可能是他认为这一个多星期所央求的人中，只有我母亲是真正同情他兄妹的吧，或许是唯一没劝他把妹妹送回去的人吧。

母亲是家属委员，学生的妹妹算不上家属。有人没饭吃求上门来，善良的天性令她不能无动于衷，不忍坐视不管，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矣！

母亲所做的最后的善事，怕是90岁时，“宴请”特钢厂康复医院全体医护人员和病友了。在我们给她办完90寿宴回到医院后，母亲即提出要招待全体医护人员和病友吃一顿饭，分享自己的90寿诞，感谢医护人员这两三年对她的治疗，表达对病友的关心。我们非常赞成，表示马上找院长商量。母亲说钱由我出，你们去把院长请来。院长来到母亲的单间病房，听了母亲的打算后很高兴。他说不用到外面包席，很多病人行动不便。馆子的菜很多病人也咬不动，可以在医院办，食堂的两个炊事员就可以办。他说一共有三十几人，用不到一千元，几百元就够了。母亲感谢院长的支持，叮嘱说病友几乎全是老年人，肉弄𤆵一点。第二天医院挂起庆祝母亲90寿诞的横幅。中饭前母亲叮嘱我去厨房看看有没有适合老年人吃的菜，吃饭时又叫我去病房看看是否都吃上了。当得到我肯定的回复后，母亲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六、母亲的冤屈

1964年11月初的一天，父亲下班回家，面色阴郁地对母亲说，教师支部李书记找他谈话，说现在中央有文件，地主分子要返乡，母亲是地主分子，要返乡劳动。这真是晴天霹雳！母亲完全怔了，半晌才说：“我啷个成了地主分子了？”

前不久母亲还在配合保卫科组织家属学习地主分子返乡劳动的文件。会后有一个下乡对象拉着母亲的手，流着泪请母亲以后关照一下她才二岁多的小儿子。母亲回家摆起此事时满是同情，万万没想到祸事竟然落到自己头上。父母商量后第二天去找李书记申辩。申辩的理由有三点。一、母亲从未收过租、放过佃，土改时没有评为地主分子。二、父亲一直在外工作，每月拿钱回家给母亲作生活费。三、母亲离开璧中后曾教过一段时间小学，没有连续三年在家吃闲饭。另外还说到解放后为党无偿干了九年街道工作，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李回答说，母亲返乡是学校决定的，他负责传达。

父母又去找学校秦书记，秦说具体事找教师支部反映。再去找李，他说这事他管不了，叫去找保卫科。保卫科蒋科长态度不象书记，一点不“含糊”，前几天还对母亲客客气气的蒋科长一改常态，严肃、坚决地说，母亲是“漏划地主分子”，必须返乡。

母亲是“漏划”吗？土改划成分时，父亲两榜都划为自由职业者。母亲第一榜也是自由职业者，第二榜听说要按娘家成分划为“城市平民”。母亲弟弟的成分是城市平民。母亲婚后大多数时间是家庭妇女，她认为自己划为“娘家”的城市平民是合理的，但二榜却没有公布母亲的成分。当时工作队虽最终没将母亲成分定为自由职业，也没定为城市平民，但更没定为地主分子，连说法也没有，可能他们也拿不准。不知土改时是不是每个成年人都一定要定成分？这么多家庭妇女该怎么定？对家庭妇女的成分究竟有哪些规定？64年底才知道有种成分叫“地主分子”，与地主有区别，是指在地主家庭不劳而获连续吃了三年剥削饭的成年人。读书填表时老师说，解放前三年父母干什么工作就填什么成分，母亲没工作的就填理家。因此我填表时，父亲的成分填教师，母亲填理家，也填过城市平民，从未想过母亲有天会成“地主分子”。

母亲是不是地主分子，按政策，肯定不是。父母反映的理由是站得住脚的，加上解放后的一贯表现，因似是而非的理由定母亲为地主分子是错误的。

石油校执行地主分子返乡政策也是灵活的，听说校党委委员，党委办公室主任钟x的老婆张xx土改划的成分是地主，她是继承了田产收租放佃的。钟x家贫，读书时张xx从经济上大力支持。钟后来参加华南抗日纵队，资格不浅。他从广东调来时，张被安排到实习工厂工作，一时议论纷纷。张一直认为她的成分划错了，她收的租子都给丈夫支援革命了，但好象没人给她纠正。听说返乡原本有她，经钟说明后免了。张的问题可能对钟的仕途影响很大，不久全家又回广东了。

父亲在石油校是说不起话的，他有解放前的政治污点。为了在主流社会立足，真是应了一句老话，“常在河边走，那有不湿鞋？”据他讲，1938年他集体参加了国民党，后又碍于朋友情面，参加了璧山一个区分部的成立会。成立会只有三人参加，在璧山一个馆子吃了一顿饭，召集人付的钱。席间分工，召集人为书记，父亲为宣传委员，另一人为组织委员。国民党的区分部相当于共产党的党支部。据父亲讲，过后他再未参加该区分部的任何活动。解放后因此事受审查，他感到有些冤，有点上当受骗的感觉。1946年和1947年，璧山国民党两次党员登记，他都未去登记。他说他从未缴过一分钱党费。父亲是一个对政治不太感兴趣，对国民党也无啥好感的旧知识分子。这两点客观上救了他。重庆石油校在1956年肃反运动中作出结论：“罗君禄历史问题已查清，不予处分。”

父亲说不起话，母亲申辩的理由被漠视、不采纳，在处处高压的政治态势下，还能怎样呢？

母亲申辩过程中，校方回复的一些话，是十分荒谬可笑的。

如母亲说：“我没吃剥削饭，罗君禄每月都拿钱回来了的。”蒋反驳说：“不管怎么说，你和罗君禄的父亲是在一个甑子舀饭吃。”难道在一个甑子舀饭吃就该是一样的成分吗？未免太绝对！毛主席不是教导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吗？一起吃饭是表面现象，本质是父亲每月缴钱回家，给母亲缴了伙食费！母亲吃的是父亲的饭！不然父亲缴回的钱哪儿去了？这钱难道不该首选考虑配偶的伙食费吗？

母亲说：“我离开璧中后又教了一段时间书，没有连续三年在家。”蒋说：“现在查不到，你回去了再说。”换句话说，你认了再说。

母亲说：“我解放后为党无偿干了九年的街道工作，没得一分钱，这些你们都晓得噻。”万没想到蒋回答说：“是呀，你一贯都听党的话，处处都带头，这回你也带个头，下个乡嘛。”这样的回答，真是让人啼笑皆非、欲哭无泪！难道当地主分子也要带头？太荒唐了！太令人寒心了！

在与校方交涉中，母亲还得知，是校工会搞文娱的黄xx“检举”了她。以前听母亲摆过，黄是母亲陈家的远方亲戚，比母亲小一辈。由于关系远，素无往来，在石油校相遇后，也未认亲，仅是家乡人关系。黄的父亲解放前是璧山一乡长，背有两条人命，是恶霸地主，被镇压。黄的母亲返乡后，她去学校反映：吴xx跟我妈妈情况差不多，我妈都下乡了，她啷个不下乡呢？后来就有了学校认定母亲为“漏划”，也要下乡一事。

黄一句“差不多”，在一些人眼里成了“不差”。

黄的父亲是伪乡长，可能有工资，但他同时又是大地主，是典型的官僚恶霸地主，这和我父亲纯粹教书不同；黄的母亲是小脚女人，应不会有工作经历；黄的母亲土改划为地主，不可能为党无偿工作九年。“差不多”怎么能变成“不差”呢？黄的母亲是地主分子确定无误，按当时政策早早就返乡了。黄与母亲并无冤仇，她去反映不是觉悟高，纯粹是一种嫉妒心理作怪。可能她认为她的妈妈是地主分子下乡了，我们的妈妈是家属委员还要选人民代表，心理实在不平衡。她的这一反映，最终将母亲从“座上宾”变成了“阶下囚”。也许她的心理平衡了，痛快了，但却给母亲，给我们全家带来了不可言状的伤害。

也许是理亏，校方对母亲逼得不紧，但对父亲加大力度施压，对任何申辩都不认可。在那个“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宁左勿右”时代，有谁愿冒政治风险为一个与己无关的人仗义执言呢？真是申述无门，万般无奈。1964年11月底，母亲被迫返乡。人下去了，但总觉得冤，心里不服。母亲的人生从光明突然进入黑暗。

母亲人缘好，待人热情大方，到哪里都能打成一片，返乡后社员们并不歧视她，反之对她很友善，加之队长是罗家亲戚，所以一点没受委屈。农村穷，大家晚上舍不得将电灯开多久，又没处去，吃完晚饭，同院坝的人就纷纷挤到母亲的房间摆龙门阵，尤其是大姑娘和小媳妇们。一到晚上，母亲的房间就成了乡邻们的“龙门阵俱乐部”，来晚了的只好站着或自带小板凳。

母亲走后，父亲的高血压严重了，基本无法上班了。平时家中无人，吃药喝水都成了问题。

母亲走后几个月，一天父亲正躺在床上，蒋科长来了，询问了父亲的病情，安慰了一番，末了问父亲想不想母亲回来？父亲回答说听从组织安排。我回家听父亲说起此事，埋怨父亲为啥不说身体不好，很希望妈妈回来呢？当时还以为母亲可能就要回来了，但后来没有了下文。父亲病好点后去问蒋，蒋说地主分子啷个能回城里来呢？又隔了一段时间，母亲回石油校探家，她说前不久蒋科长到璧山她那里去了，母亲用腊肉焖糯米饭招待了他，其实他们以前是很熟的，“一个甑子舀饭吃”的理论就是他发明的。按他的理论，他和一个地主分子在一个锅里舀饭吃，也该是地主分子了，起码是未挡住腊肉糯米饭的诱惑，是丧失了阶级立场。但据母亲讲，蒋一点不避嫌，吃得很香，吃了很多。

母亲还说，蒋说公社反应母亲下乡后表现很好，问母亲想不想回去。令人万万想不到的是母亲回答说：“我不想回去，这里好得很，大家对我都很好，活路又轻松。”当我听到母亲摆到这里时，有些生气说：“妈你啷个这样说嘛。爸爸高血压这么恼火，你回来了可以照顾一下爸爸噻。”母亲沉默了。现在看来，母亲当时那样回答，是心中怨气太大，这前后落差太大了，面子实在过不去，她不愿顶着个地主分子的帽子回石油校受人歧视，此外社员们也确实没把她当成阶级敌人，相反十分友善，在乡下无精神压力。

下乡大约一年后，公社四清工作队陈同志在社员大会上宣布，摘掉母亲地主分子帽子。散会后母亲去问陈同志：“我从没戴过帽子，啷个给我摘帽子呢？”陈同志怔住了，一会儿才答：“那就现在给你戴，现在给你摘。”见母亲仍是不解，又补充一句：“这是你们石油校的意思。”看来认定母亲是地主分子，公社也许有不同看法，起码他们不以为然。摘帽后就是人民内部矛盾了，但石油校还是不同意母亲回来，不久文革爆发，此事就无从谈起了。

时间到了1968年秋天，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已好几个月了。一天学校广播通知包括父亲在内的一批人午后两点到教学楼前集合参加拔草劳动，父亲由此变身“牛鬼”。拔了半天草父亲反映晒太阳有点吃不消，于是第二天改为打扫行政楼卫生，一直到三年后“解放”。此前已有一些人在集中劳动，包括书记、校长，但秦书记不久就获得“解放”，任校革筹会主任。父亲是去得比较晚的，给他安的罪名是“国民党残渣余孽”，这是一个巨大的框，活着的前国民党员都可装进去。父亲没有被单独批斗过，有过几次陪斗。

随着时间的推移，“牛鬼”队伍越来越小，但父亲一直没响动。一周打扫六天卫生，病了就请假，偶尔被要求补充材料。除开始时短暂集中在“牛棚”外，后一直回家住。

大约是71年底或72年初的冬季，一天父亲去开水房打开水，碰到副军代表，对他说：“老罗呀，你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你早就退休了嘛。从明天起你就不要参加劳动了，在家好好养病吧。”从此父亲就“解放”了。“揪出”、“解放”都很“随意”。

父亲当“牛鬼”的三年多里，母亲回重庆的时间比较少。

父亲在参加劳动的时间里，身体状况比以前好得多。不参加劳动了，一放松下来，血压竟很快恢复了原样，又经常起不来床了。政治上解放了，身体却不适了，父亲自然又想到将母亲办回来。实际上，父亲解放不久，母亲就带着寄养在她那里的二姐的女儿回来了。她说队里、社员巴不得她办回来，走了就少一个人分口粮。在缺吃少穿的年代，吃饭是个很现实的问题。父母商量，母亲回去找队里、公社开同意迁回的证明，不管石油校同不同意，不再回农村了。准迁证明很顺利办好了，盖上生产队和大队的章，公社不盖，说我们晓得了，盖上你们的章就行了。另外还在璧山县医院办了疾病证明。

父亲拿着证明去找秦书记，秦叫他去找原本的保卫科蒋科长。蒋瞟了一眼证明后冷冷地说：“地主分子怎么能回城呢？”父亲说：“吴婉平早就摘帽了。”蒋说：“摘了帽也是地主分子呀。”一句话，不行。又去找秦，秦还是叫去找蒋。我拿着证明去沙区户籍科“碰运气”。户籍科的警察倒是很认真看了，也仔细听了，表态说：这事还是要石油校先同意他们才能办。问题又回到了原点。

屡屡碰壁，只有等一等看了。这以后，母亲就带着外孙女在石油校住下来，校方也不过问。

1973年12月15日，父亲突然脑溢血去世。

父亲是家中的核心支柱，核心支柱倒了，我们六个子女都赶回来了。这是母亲下乡后我们首次聚齐，离上次聚齐有9年了。在商讨父亲的后事时，大家一致认为：1.父亲在“清队”中被不明不白地“揪出”，又不明不白地“解放”，石油校应给个说法，作个结论。2.母亲年老体衰，丧失劳力，石油校应同意将母亲的户口迁回。由于当时“阶级斗争为纲”的弦崩得很紧，不敢对母亲的成分提出异议。我们决定一起去找秦书记，由大哥代表我们六人发言。秦很重视，叫我们在会议室等一下。当时不知道学校的权力结构，我怕事后反悔，就去家属区找军代表，“假传圣旨”，说秦书记请他到会议室去一下。我急匆匆回到会议室时，大哥代表我们六人快讲完了，很快刘军代表也来了。

大哥讲完后，秦书记很平静地说：“你们父亲在“清队”中没有发现新问题，还是以56年作的结论为准。64年四清的时候你们妈妈返乡这个问题，学校处理是过左了一点。你们妈妈下乡这些年，公社反映表现很好。现在你们爸爸去世了，先把你们妈妈的户口办回来再说。”刘军代表表态说：“我没有不同意见，完全同意秦书记的意见。”

秦书记的表态有些令人意外，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我们认为，他公开承认母亲的返乡是个问题，并且“处理是过左了一点”，是委婉的否定。在极左思潮统治的文革期间说出这样的话，是需要一定的勇气和冒一定风险的。当然，也许对他而言这都不是问题，他是实际的“系铃人”。秦书记的“再说”，意味着在今后某个时候将对“过左”的纠正。

我们对秦书记的表态很满意。

从不长的会见中，可以看出秦不容置疑的权威，说一不二的霸气，甚至在刘军代表进来时连眼皮也不抬一下。

随后，秦坐在椅子上对在场的蒋说：“一会儿你就给他们办户口。”蒋直点头。秦又大声朝门口喊：“洪x。”政工组的洪x应声跑进来，秦交待：“罗君禄是老职工、老教师了。你跟他们家属商量一下，要开个追悼会，以前的老同事、老熟人要请到。”洪频频点头。隔了一天，石油校出面，由洪主持，在石桥铺火葬场悼念厅给父亲开了追悼会。父亲的一生，由此画上句号，盖棺定论。

解铃还须系铃人。石油校同意后，也不需要其他证明，母亲的户口很快就迁回来了。

父亲去世后，母亲离开了曾带给她颇多荣誉，但带来更多伤心和屈辱的重庆石油学校，去了大哥家，后往来于几个子女家，再未回足。

母亲的户口办回来后，我们没有去理会秦书记说的“再说”。

户口办回，母亲在城里不再是“黑户”了，也没有人关注她了，完全“解脱”了。我们兄弟姐妹皆有“自知之明”，没人想当个什么，再加上当时的极左政治氛围，就再没去理会母亲的成分问题。只要母亲平安、幸福，安渡晚年，我们就知足了。

母亲教育我们要勤勤恳恳工作，老老实实做人，平平安安生活，我们都做到了，我们对入党从无奢望，但党却看中了我们。1986年，党组织主动将我吸纳，不久，年已5旬的大哥也被主动吸收。

秦书记究竟有没有“再说”，我们不知，也从未去问过。粉碎“四人帮”，结束了十年动乱，实行改革开放，个人的成分问题开始淡化，渐渐地再没人谈成分，谈出身了。我们对于秦的“再说”完全无兴趣了。从秦的处事风格看，他是个说到做到的人。

1978年，二姐单位人事处突然找她谈话，安排她去川师进修两年。她完全没想到竟有这样的好事落到自己头上。处长在与她简短的谈话中告之，你们爸爸原单位石油校寄了一封函来。也许出于组织纪律，处长未说函的内容，兴奋中的二姐也不好问个究竟。将进修的事和函联系在一起，加之处长和蔼的口气，此函无疑是一封“好函”，只是来晚了一点。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是石油校对母亲64年下乡问题作出纠正的决定。当时我们完全无痛感了，母亲和我们对这个问题都不在意了，甚至是忘了。

1974年，母亲去武汉与大姐一家共同生活。

1979年，我岳母去世，1岁的女儿无人照看，母亲从武汉来到重庆我家，我们一起生活了10年。这10年，是我人生最幸福、最值得回味的10年！

1989年，母亲见我女儿渐渐长大，又去了大哥家长住。

2003年1月2日，母亲在大哥家附近的特钢厂康复医院去世，静静地、无牵无挂地、无痛苦地过完一生，享年91岁。

七、对母亲的评说

母亲漫长的一生，大致可分为3个阶段，各约30年。一是任璧山中学总务主任前的30年，可视为初始阶段；二是任璧中总务主任后，直到父亲去世前的30年，可视为施展阶段，这是母亲一生最重要的阶段；三是父亲去世后的30年，母亲完全退出社会活动，回归家庭，可视为归隐阶段。

母亲5岁丧父后，随外婆到外曾祖父家生活。外曾祖父作为母亲的外公，并非当然有抚养外孙女的责任，因此母亲在外公家恐多少有点“寄人篱下”之嫌。母亲结婚到罗家后，外婆大多数时间都随自己的女儿在罗家生活，直到逝世。

母亲在陈家这个大家庭里受到了严格的管教和良好习俗的熏陶，成人后养成了一些优秀的品质和良好的生活习惯。比如母亲自信，从未见她惊慌失措；她待人接物，总是得体；她的善良，发至内心；她的勤劳，象默默耕耘的孺子牛。母亲还有很多良好的生活习惯，展现了一个大家女子的风范。她吃饭细嚼慢咽，不掉饭粒，不发声响，很少说话；站着、坐着、走着腰都挺直；从不忘情大笑，也未见过她嚎啕大哭。

前30年，母亲是在“尝试”走进社会，在“尝试”过程中“渐”露头角。母亲十八、九岁才读初中，是“大龄”女生。正是“大龄”，才可能被同校女生授予“高人”雅号，被外校男生戴上“校花”桂冠。虽没听说母亲教小学有什么“故事”，想来应是不错的吧。

从任璧山中学总务主任开始的这30年，是母亲人生的主要经历，也是最值得书写的30年。这期间，母亲有机会施展她的才华，命运也迭宕起伏，坎坷不平。既是解放前受人尊敬的“吴先生”，也是解放后依然受人尊敬的

“吴代表”、“罗妈妈”；也还曾是不起眼的农妇，甚至沦为受人歧视的“地主分子”；最后归于最贴切的“罗婆婆”。母亲顺时没有昏昏然自鸣得意，逆时没有垂头丧气失去信心。用后人的话说，母亲是“提得起，放得下，不服输。”

父亲去世后的30年，母亲离开了既给她带来荣光，又带来伤心的石油校，轮流住在几个子女家。从此再没人侵扰她，过上了平静、幸福的晚年生活。

我们给她办了八十大寿、九十大寿，一大家子人和至爱亲朋欢聚一堂。

在九十大寿的寿宴上，母亲感慨地说：“我这辈子经历了好多事哟!酸、甜、苦、辣啥子滋味都尝过了。”又说：“我现在啥都有了，啥都不缺了。我知足了。”

    是的，母亲的后三十年是幸福的!

纵观母亲的一生，还可看到她有三个高潮期和两个低谷期。

一个高潮是在璧中任总务主任。在这个位置上母亲的工作能力得到了锻炼、提升和发挥，开了眼界，长了见识。这是母亲人生的顶点。第二个高潮是在重庆化龙桥，此阶段母亲搞地段工作获得了很多荣誉，被列为入党发展对象，被群众敲锣打鼓送到新家。这是母亲人生的一个高光时刻。第三个高潮是在大坪期间，母亲的家属主任委员的工作深得学校领导赞偿，被推为区人民代表候选人。这是母亲人生又一高光时刻。

母亲的两个低谷期，一是土改后，以赢弱的身驱，奋力与土地拼搏了三年多，居然把全家9口人的土地打理得井井有条。体力是母亲的弱项，农业技术又一窍不通，这是以自身的短处，去跟困难争输赢，其艰辛可想而知。这是母亲人生最艰难的时候。二是被打成地主分子返乡。虽说在身体上没受到伤害，物质上也设降低，呆在乡下也断断续续，但精神上伤害打击太大。试想，前不久还是受人尊敬的人民代表候选人，突然间沦为受人鄙视的“地主分子”，这反差该有多大?这段时间是母亲人生的“至暗时刻”。

纵观母亲的一生，她无疑是那个时代女性中的佼佼者。母亲秀外慧中、有远见、自信、勤劳、善良、豁达、开朗、善解人意、待人热情、诚恳。在母亲的一生中，璧山中学总务主任的经历应是人生顶点。这时她有职、有权、有薪，干得得心在手、有声有色，是全校师生员工尊敬的“吴先生。”解放后做了近10年的地段工作，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依然受人尊敬，是“吴代表”，是“罗妈妈”。地段工作同总务工作比，不是主业，此时母亲的社会身份是家庭妇女，因此这期间只能是第二顶点。

纵观母亲的一生，发现她对社会有惊人的适应能力，不管干什么工作都能干好。学生—母亲—教师—职员—农妇—家庭妇女—地段工作者，母亲都能出彩，真是难得。

纵观母亲的一生，她有很多优秀品质值得我们继承，尤其是她的自信，勤劳，善良。

因为自信，她遇事才喜欢朝前看，“提得起，放得下，不服输”，什么样的角色都能干得有声有色，就是在人生地不熟的东北，病怏怏的母亲依然能出彩，做出了令当地人拍案叫绝的醪糟而被称赞。

因为勤劳，才有母亲几乎以一己之力，奋力撑起过一家10口人的生活重担，令人难以置信.

因为善良，才有母亲愿冒政治风险，替陷入绝境的前国军家属申请困难补助；因为善良，才有同情抢夺自己食物的“抓筋”；因为善良，才有明知不可为，仍为陈姓学生的妹妹奔走呼号。

母亲的善良就是母亲的爱。这种爱是对他人宽广的博爱，是对家人不求回报的挚爱，是对后人呵护备至的慈爱，是对儿女舐犊情深的母爱。

母亲对儿女的爱是公平的，她对我们说“手心手背都是肉”；母亲的爱又是倾斜的，她总是及时出现在最需要的地方。

大哥是璧中品学皆优的高56级毕业生，当年考上全国一流大学不成问题。谁知体检查出了肺结核，失去了高考资格。父亲唉声叹气，痛心疾首：“唉，头炮就没打响!”照他设想，他的六个子女都是要读大学的。若干年后来看，我们六人都确有读大学的学习潜能。母亲也很沮丧。她一边开导大哥，一边给他积极治疗，一边尽力增加营养。记得她前后不知从何处弄回两、三个“衣胞”，反复揉洗后煮给大哥吃。当时我不懂什么叫“衣胞”，还问母亲“这是啥子”，后才知道是胎盘。大哥不吃，母亲无法，将煮熟的象肚条一样的“衣胞”炕干，擂成粉叫大哥吃，大哥当中药和着水勉强吃了一点。母亲当年那种焦灼的神态如今还历历在目。

听二哥讲，他小时候身体很差，严重哮喘，咳起来甚至整夜不能入睡。母亲抱着他看遍了整个璧山城里的医生。为看病，把外婆去世后继承的遗产几乎花光，才将病大致治好。二哥晚年说，如果没有妈妈的精心救治，他怕是活不出来的。

灾荒年，大姐不幸得了重病，学校派专人护送回家，母亲和二姐去菜园坝火车站接人。到重医住院后，母亲天天守在医院，不容置疑地将全家每人每月半斤肉票全买成猪肉罐头给大姐增加营养，以至全家2个月未见荤腥。

二姐出生时正是母亲工作繁忙的时候。母亲一边忙工作，一边忙喂奶。每天上、下午回一趟家，风雨无阻，雷打不动。学校离家往返约五、六里，有些地段是乡间小路，下雨泥泞不堪；沿途无树木，大热天无处遮荫。二姐大一些后，多数时候由保姆抱到学校喂奶，这才减轻了母亲喂奶的辛劳。

妹妹生于50年，正是家庭最困难的时候。母亲年纪较大，又缺营养，加上劳累，奶水很少，妹妹只有吃面糊羹补充。这面糊羹是将大米泡软、用小砂钵舂烂，再用纱布滤成浆，熬成糊。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回家中无白糖了，无奈给妹妹的羹羹加了点盐，妹妹吃了两口哇哇大哭，坚决不吃了。母亲急得团团转，从厨房跑回住房，一阵翻箱倒柜后，拿着个布包的什么东西，几乎是一路小跑去了璧山县城。隔了很久，拿着一包白糖回来了，这时哭哑的妹妹已睡着了。当时我还小，不知为啥这事印象这么深。妹妹长大后我们还调笑她，说她是妈妈用面糊羹喂大的。

至于我，是不会忘记小时候母亲将干胡豆嚼碎后喂到我嘴里那又香又面的滋味的。这是母爱在我心中留下的最难磨灭的记忆。

成家后的我有幸同母亲在一起生活了十年，这期间几乎独享母爱，让我真正感受到了家的温暖，体会到了人们为什么喜欢将家比作人生的港湾。母亲去世后我才发觉自己对母亲爱之深、情之切。此后的两三年里，每当我静下来，总是想起和她一起生活的日子，总是潸然泪下，不能自持。

母亲的爱，像唤醒大地的春风，像滋润万物的细雨，植入我心田，沁入我骨髓。母亲去世，瞬间感到天塌了。我像父亲当年陪伴去世的爷爷一样，我也在母亲的灵前陪了她老人家一晚上，并满含热泪写了一篇祭文。后与亲人和至爱亲朋一起给母亲开了追悼会，由大哥宣读了祭文，与母亲遗体告别。以后我们又遵循母亲遗愿，将母亲与父亲合葬，在墓碑上刻下几十个后人的名字。

母亲的一生，经历了新旧两个社会。她一生的看点，是经历的丰富性、多样性、跌宕性、起伏性，在女性中实不多见。母亲几十年的跌宕坎坷，实际上是社会现实的反映，也栓系着一个大家庭的荣辱兴衰。她的一生，从某条线，某个点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政治动态，可以说，是一部耐人寻味、值得阅读的微型历史书。

在母亲离世的近20年里，随着国家更加繁荣昌盛，罗家也与时俱进。如今，在母亲的后人中，有清华的教授，有国务院特殊保护的兵工专家，有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中国机械工业科技专家，有高级工程师，有大学老师，有公务员，母亲的六个子女都具有高级或中级职称，也还有在国内、国外大学辛苦攻读的学子。长眠的母亲，你高兴吧!

今年1月2日，母亲离开我们就整整19年了。

1月25日，是母亲110岁冥诞日。

在母亲冥诞前夕，将我知道的母亲的生平用文字讲述出来，以表达我对她老人家的深切怀念吧！

回忆母亲，最后我想对她说上一句：妈妈，我好想回到过去，真的，有你在的日子，我好幸福！

罗开彤

2022.1.23于成都

三舅公陈雪樵轶事

陈雪樵(1882-1960)，璧山城关镇人，妈妈的三舅，我辈的雪樵三舅公。

三舅公是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志士，是璧山第一届临时参议会议长，璧山中学堂监督(校长)。承头创办私立新明学梭，任董事长。爸爸在任壁中校长前曾在私立学校当过校长，应是这所新民学校。

璧山县史载：清宣统三年(1911年)11月24日，重庆袍哥唐廉江带领李绪也等到璧山策动起义，以璧山团陈懋昭和同盟会员陈雪樵兄弟为首，决定当夜布兵设防，赶造”汉”字起义大旗，通知知县杨逢时等官员到县保甲局召开紧急会议。是夜，杨逢时到达后，陈懋昭一声令下，预光埋伏在会场周围的数十名革命骨干冲进会场，用布和棉花伪装的炸药威逼杨交出县印，杨逢时见大势已去，只得交印，剪辫投降。

1915年，刘伯承到璧山筹款筹粮，遭知县李年熙扣押，欲加杀害。陈雪樵闻讯急赴县衙，晓陈厉害，由陈担保，促李放了刘伯承。

以上从“百度”采集整理。

罗开彤于成都

2022.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