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大友

作者简介：丁大友，1927年生于重庆开县，1952—1953年在璧山中学任教，1987年退休。

 排课非议

初到壁中，没有新奇感，更没有自卑感，只觉得学生多了些，老师多了些，工作单纯些，当个中学老师，教学哪一样都可以胜任。在当时，总以为只要有能力，肯不断学习，能努力实践，没有想到是个二十五岁的年轻人，没有考虑到只有一张高中文凭，没有顾虑到是从小学调来的。却万万没有想会到在排课问题上遇到老年老师的非议。

没有到璧中前，工作已经决定:教高中一年级的语文，初中二、三年级的时事讲话，(以年级上大课) 还有高中一年级的哲学基础，并担任璧中青年团教师支部书记。

一到璧中，只不过是一个青年小伙子，又是由小学调来的，要教高中语文，一时在老师中掀起轩然大波，特别是语文教师中的老年教师，强烈反对。

二十岁步入社会，以前三年高中，就与所谓高学历老师较量过。步入社会，一光四七、四八年在重庆大学混出了读书的味道，自学有收获，代人听过不少大学老师的课，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的课都听过，文、理、工、商的课都听过，大学生各年级的接触、交往也不少，都不过如是而已，究竟他们的老师有多少真才实学，大学生毕业后又有多少真才实学，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也只有在工作中才能证实。有的教师照本宣科，语言苍白，尤如嚼蜡，口念讲稿，数年如一日，课后给学生写出书名一大串，这些书未必自己看过。高中三年，看来表面天真无邪，其实已少年老成。读报读书已成习惯，独立思考已成自然，自学探讨，扩大视野;与人争议，紧追不息。对老师的教学，不看学历，不管年龄，只看事实，只看效果；对课本的内容和学生接受实际常提出质疑。三年中，在长凤学术研究会中激烈地争论过，在多次壁报上撰文讨论过，对两个教书不负责的老师交过白卷，一个是中央大学的研究生——留过洋的英文老师，以交一次白卷抗议。一个是教地理的老师，交过一次白卷。英文老师上课，只上二十几分钟，一篇经典著作，口若悬河的翻译，半堂课就休息，请学生吃瓜子或花生、吹牛皮。而期末考试题又多、又难、又深，全班学生齐心协力用交白卷抗议，学校无法查出带头学生。地理老师照书念，黑板上半天画不出一幅像样的地图，期末考试题又多、又怪、又偏，白卷交得老师少了些体面，也给老师思考改正教学的机会。在学生的心里，考进高中的一个班里是十几县的学生，大家来求学，是要求真、求懂、求严、求诚，不看老师的学历，不看老师的年龄，只看能力，只看效果。语文老师在课堂上语言流畅，讲解清晰，能说能写，批改不该出现的错别字。数学老师，语言清楚，分析到位，逻辑严密，运算快捷，绘图正确。要求其他科的老师，除了有丰富的知识外，重要的是要有责任心。因为我们在读省万中时，很多学生都自觉读书。读高一上学期时，就已经自觉预习下学期的功课了，都是先学一步。其中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次要，哪些难，哪些易，哪些不懂而辞典上找不到的，都一一记在书上，所以最能评定老师的教学好坏。那时，我们至少能查到多种的汉语辞典，能查到有关数学(包括代数、 平面、立体、解析几何、三角等)的各种辞典。

想不到为上几节高中语文课，竟掀起如此风波，几个教语文的老先生，还没上课就先反对，未免太小看年轻人了。凭自己读了几本经史子集，读了一本《古文观止》，以为年轻人没有读过，而自己现代文学、外国文学又读过几篇?讲课是否受欢迎？另外，为什么不反对我教哲学基础知识?不反对教时事讲话?因为他们对哲学基础、对国内外时事还一窍不通。

不是我想教语文，而是要调我教语文，不是我要来璧中，而是调我来璧中。没有能力，没有水平，也不敢教。能够教课而不受欢迎，自觉退下，离开这所学校。其实，我真想教的课是数学，不管初中或高中都可以教好。数学是我的长项，在高中时就已经学完了大学数学系三年级的课程。

人有自知之明，愿教初中二年级语文，这样就解除了老教师的不满，平息了为排课而引起的一场凤波。

生活点滴

壁山中学位于璧城后伺坡，教宝、宿舍分散，除新建一座大礼堂外，其余都是旧房。学生住宿、食堂都在坡下的城隍庙中，爬坡上坎，不很方便。教室分散在一个大办公室四周，远远近近，上上下下，上课下课，十分忙碌；早餐、午餐、晚餐，上课放学，上坡下坎，成群结队，好不热闹。命运使我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在后伺坡经过了两个学期，曾留下一串梦幻的脚印，曾留下点滴的生活痕迹。

课程教了三门：初二一个班语文，高一一个班《哲学基础》，初二、初三两个级的时事讲话。

《哲学基础》的内容，教来比较顺手，都是近几年读过的哲学基本知识，离开课本也能熟习讲述。枯燥的哲学、抽象的理论，若能使学生听懂，也能自得其乐。

时事讲话的内容，是将一周的政治、国内外重大新闻，结合当前社会中心工作、学校的工作，总结概括讲给学生听。这门课程，对于一个将有十年天天读报习惯的人，也是轻而易举的事，还能驾轻就熟，讲起来得心应手，兴趣盎然。

初二语文课的内容，不管现代的古代的都是读过的课文，有些还在青木关小学教过。这些课文，再经备课就更熟悉了。当时，语文分汉语和语法，各编有一套课本。语法结合语文，课文也提及语法。这一套课本对那些教语文的老教师来说是很新鲜的，也很难教懂学生，因而学生也就不欢迎这些老年教师，甚至老教师上语文课时，把教室门紧紧关上，弄得教师十分狼狈。而我，语法课上得十分有趣，因为汉语语法的编写形式与内容，基本与英文文法很相似，有些就是直接从英文文法中套过来的。我熟悉并教过多次英文法，又加上这三年来读过一些不同流派的汉语语法书，这语文课就成了我的强项，所以教语文、语法都能受到同学们的欢迎。

作文课，每周两节连排，一周当堂完成命题作文，不是只有一个题目，作文题目三至五个任选其一。一班六十多个学生，一周内一定批改完，平均每天要批改八九本之多，每本最少也得花十分钟。改不正确的标点，划上错别字符号，调整不当词语句子，去掉赞调餐句，纠正错误逻辑，最后加上提示和鼓励评语。52年的初中学生，年龄较大，读书用功，阅历丰富，作文少则千字，多则万言，一学期写完两三本作文的不在少数。这一年里，教语文课、语法课都应心顺手，唯有

作文最花时间。幸好当学生时就经常改稿，有一点基础，也有点经验。作文本交来，当天就要批改完三分之一，第二天

再批改三分之一，紧张两天，剩下的在五天里慢慢改完，就没有多大压力了。一年下来，语文教得比较轻松，也比较受学生欢迎。

班主任。第一次担任班主任，工作多了些，要管理好一个班集体，初中不比小学。小学是母亲似的关心，中学则是兄长似的引导。按学校规定组成班委会，选出班干部，成立团支部，选出支委。工作交给班长、团支部书记。工作由学生自己开展。定期在班委会、支委会上出点主意，由班长和支书领导工作。当时，学校为了学习英雄，全校经过评比，在初中选了两个班，一个是我所负责的男生班命名为“马特罗索夫”班，一个是郑老师负责的女生班命名为“卓雅”班。英雄班是评比出来的，在众目睽睽下，不管是学习、纪律、活动、生活等都只能走在前面。这对老师和学生的压力都很大。为了集体的荣誉，动员全班同学都来写“马特罗索夫”班歌，多数同学写了交来，经过综合整理、讨论修改，最后定稿，请音乐老师谱成曲教唱。嘹亮雄壮的班歌响彻在52年璧中校园上空。

璧中有一间由大教室改成的图书馆，藏书较多，虽然比不上重庆大学的图书馆，在这小城镇的中学也算不错了。图书室由一个专职老师负责，除星期日晚间，白天都开放，老师可以随时借书和查寻有关资料，学生在课外活动时可以凭借书证借书，可以在阅览室看报纸杂志。这里也和重大的图书馆差不多，比较冷清，学生和老师来的少，而我却是常客，与管图书的李老师混得很熟，有时是一疊叠的借。在璧中一年里，我的生活足迹是寝室、教室、图书室，形成了一个人生三角形的轨迹。

伙食团。学生伙食团与老师伙食团分食不分灶，也就是老师与学生交同样的伙食费，分开食堂吃，吃得稍为好点。看来是待遇，想来是不公。其实老师占了学生的便宜，在学生伙食上刮点油水。几个青年老师觉得这种待遇吃得不光彩，心里也不踏实，于是，自出钱请个能做面点的炊事员，组成一个小伙食团。八个青年老师，每人每月交十二元，每天两顿面食，一餐米饭，每顿都吃得不亦乐乎。

政治时事考核。在璧中一年，有两次政治时事考试。考前两周公布，考试范围是政治学习的内容，国内外大事。全校教职员工参加，在政治学习时间进行。每次考试不及格者是多数，而我两次都是八十多分，为最高分数。从这两次考试来看，老师队伍对政治学习、时事学习不积极，认真学习的自觉性不高。为了照顾老师的情绪，学校只作了总结，没有公布分数。

一年生活的点滴，集成一段生命的轨迹，如同生命之河的浪花。

党课学习

偌大一所璧山中学，没有一个党员。县委派秘书科科长张同志住校，协助校长工作，发展新党员，建立党组织。

张同志是我土改时的领导，考验过我多次。我的工作能力、工作态度、工作作风、文化水平，在他的认可下才调到壁中。到璧中一来就遇上排课风波的考验，接着的是考查我宣传能力，帮助学生排演话剧。又临时要我去上高三的哲学课，准备时间只有下课休息的10分钟，只给讲课题纲。我上了两节哲学课，张同志听后，立即将高三的哲学课交给我去上。除此以外，还有更考验人的两次：一次是“五四”青年节，在全校庆祝大会上主讲纪念“五四”运动的当前意义;另一次纪念鲁迅的专题讲话。两次考验，是考查我究竟读过多少书，有无清醒头脑，以及讲话的口才，处理事务的能力。幸好这几次考验，虽没有思想准备，也没有什么思想负担。到璧中去，只想做好本职工作，多挤出时间读书，有机会好上大学深造，真没有想到临时会交给我一连串的任务，也幸好在高中时就多次上台讲话，多次作过导演。关于“五四”运动、鲁迅的著作、哲学方面的知识，从1948年起就读过一些，当时也算是驾轻就熟了。

经过多次考核、多次了解，在全校物色十多名老师参加党课学习后，我被指定为党课学习的组长，负责通知学员每次学习的时间，负责组织讨论。

经受了政治的考验，教学的考验，组织能力、工作能力的考验，得到了领导的信任，还经常参加学校行政工作的研究，虽每天的工作非常多，也能愉快地胜任。

成都学习

一九五三年一月下旬到三月上旬，全四川的中学教师集中在成都学习，对知识分子进行政治思想改造。

思想改造，其实是建国初年，对知识分子第一次普通的、大规模的政治运动。表面上看是思想改造的和风细雨，      实质上是政治运动、阶级斗争，是对所有的知识分子的出身，经历、社会关系、亲属关系、信仰、立场、人生现、世界观的一次大了解与改变。璧山中学的每个老师都捉摸不定，对这次到成都学习，老、中、青老师各有各的打算。

喊了十年的成渝铁路，终于在新中国诞生的第二年建成通车了。天府之国，四川的第一次有了铁路，我也是生平第一次乘坐火车从重庆到成都。车速较慢，哐啷哐啷之声日夜不停。老师们都初次乘火车，倍感新鲜。白天欣赏沿途景色，晚上因兴奋也不能入睡。有节奏的铁轨与车轮摩擦发出的哐啷声，伴随着青年人的喜悦、中年人的思考、老年人的沉默，过了二十多小时到达了成都。

第一次乘火车，晚上不能入睡。哐啷哐啷有规律的声音昼夜不停。嘟嘟的气笛鸣叫声，时而划破夜空，坐在硬席上的乘客，一身抖动，稍有睡意，又被气笛长鸣声惊醒，真是蜀道不难安眠难。

第一次坐火车，白天忙坏了一双眼，浏览窗外风景；晚上难以安眠，思考人生艰难。真所谓:日看窗外风景，夜观车内百态。经过二十几个小时，火车不停运行，终于到达成都。江津地区的老师，都被安排在成都第四中学住下。

八九个县的老师，分教室的远近上下住在各自的范围，一个县为一个大组，下由各校人数多少又分为小组，小组老师的起居生活、吃饭、学习基本上在一起。璧山县的老师，住在有地板的教室，住在每人一床草垫的地铺上。教室宽敞，窗台洁净，阳光充足，空气新鲜，一出教室，还能见到乔木森森，花草丛丛。好不容易住在绿树花草丛中，进出教室、不上楼下楼，与大地平起平睡。

思想改造，顾名思义是改造思想，转变其政治立场，阶级立场；转变其思想方法，转变其人生观。老师都出身在旧社会，所谓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应该在思想上改造什么程度，个个心中都没有数，人人心中也没有底。老师中多数经历过土改、经历过“三反”，听说过肃反。却不知道思想改造的具体内容和要求。青年人比较轻松，中年人却很沉重，老年人的确害怕。

一场大报告下来，要放下包收，轻装上降，以历史辩证唯物观点对待历史，以阶级立场的观点交待历史。此这样一个动员报告， 对放下包被交待历史，就理解为交待历史问题。一时人心惶惶，人人自危，诚惶诚恐，个个紧张。第二天，各地区的大组都有传出某某自杀的新闻。其中有名有姓知道的，江津地区就有两个自杀。十分紧张，历史问题难以交待；十分惶恐，阶级立场如何转变。

一时，休息少了些笑语欢声；一时，食堂里多了些食欲减退；学习时，多了些沉寂；思考时，多了些疑虑。

其实，说清楚家庭状况，说清楚政治面貌，说清楚个人经历。一句话，交待清楚自己的历史，说出能证明历史的人，就算历史清白、转变原有的观点、思想，全心全意投身到新中国的人民教育事业，就是思想改造的过程，就能放下包袱，就能轻装上阵。

两个月的思想改造，璧山大组的收获，人人有份。去成都多少老师，回璧山也是多少老师。去成都前是身轻、头沉、脚重；回璧山是身重、头轻、脚轻。重，是身体重了，责任重了；轻，是头脑清醒了，脚步轻盈了、头脑轻松了，脚步轻快了。

除思想改造外的两件大事，记忆犹新。一件是聆听了前苏联普希金专家的教育学报告；另一件是参加了斯大林逝世的追悼大会。

四川省的中学老师，集四万人于成都，同时听报告。报告的主会场在成都市政府，其余设几个分会场。主会场约有一万余老师，江津地区的老师都在主会场，独璧山安排在正对着主会场礼堂门口，主席台后墙上挂钟的时针分针都看得一清二楚。

一共听了三天的教育学报告。报告每天上午八点半到十二点，下午一点半到五点，中午自带干粮以作午餐，饭后休息片刻。幸好三天没有下雨，气候太寒冷。主会场万余老师，自带小凳、笔记本，按时集合步行到会场，一切行动听指挥，会场里看不到吸烟的、听不到咳嗽的，没有打哈欠的，连低声交谈也没有，鸦雀无声，-片肃静。只听到普希金教授流利俄语的铿锵声，只听到汉语翻译流畅普通话的是顿挫声，只听到笔尖在纸上记录的沙沙声。万多名的到会老师，绝大多数是静坐在室外听报告的。会场是惊人的铁的纪律所形成想像不到的安静。这是一种极致，是一派风景，是难得的享受，是隽永的记忆。

眼见为实，耳听为实。上午和下午各休息一次。普希金教授只凭一张小卡片上的提纲而讲，听不懂俄语也觉口若悬河，所翻译的汉语，出口成章，一泄千里。措词得当，用词规范，便于记录，三天之内轻而易举地记成一大本笔记，整理出来，就是一本教育学专著。三天的报告，是学习，是享受，有效获，更是启发；三天的报告，虽早出晚归、生活枯燥、纪律严格，其实是一种高雅的享受，是一种愉悦的收获，是一种思想的启迪。

五三年三月初，斯大林逝世，成都举行哀悼，连续三天，停止文娱活动。在成都所有参加思想改造的中学老师，无一例外地加入悼念的行列。特别在斯大林安葬那天下午，成都各界人士六万余众，集合在体育场举行悼念活动。一整个下午，报告的内容很多，讲的都是中苏友好关系，斯大林的丰功伟绩，一直到下午五点钟，莫斯科时间正午十二点，全城汽车、火车、工厂长鸣气笛三分钟，以哀悼斯大林下葬于红场。哀悼之真诚，气氛之肃穆，为世之少见。当散会时秩序井然，鸦雀无声，鱼贯而出，个个腕带黑纱，夹着一片哭声，带着无尽沉思离开会场。

（选自《生命长歌》第一卷，题目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