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世玙 朱真俊 何宗元

黄蜀澄烈士的一生，正如许多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一样，从他的特定历史条件出发，经历了长期的成长与发展过程。下面，我们就他投向主流、锻炼德能、寻找党亲、奋进前线、壮烈牺牲等方面，来叙述他由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转变为坚贞的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

一、投向主流

    黄蜀澄名遵乐，字淑成，1906年生，四川省璧山县定林乡人，父璧仙，为人善良，叔瑶仙，学政法，常就业在外，昆仲承世业，属乡绅。家族子弟多受国民教育或受高等教育，有乡望。
    他上县第二高小时，操行优良，成绩卓异。国文教员叶文轩先生称赞为“佳子弟”。后升入县中学，学业仍常列班上前茅，为老师和同学所爱戴。
    1921年，重庆学生罢课。掀起轰轰烈烈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璧山县中学多数学生结队奔赴重庆支援。他参加了这个斗争，思想上受到爱国主义的启发，从此，更关心班务、校事。以他的敢于反抗保守的精神。成了全校具有号召力的人物。

1925年，他在县中学毕业，秋后去北京准备升学。1926年秋，考进国立北京高等工业学校电机科。他早已萌发的爱国主义思想，此时进一步表现在“工业救国” 的急切向往上。

他到了北京后的一段时间，正是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举国哀悼，国民革命思潮波及全国，影响青年学生极深的时间，同学交往，总离不开国民革命的话题。他单纯工业教国的思想，在国民革命的理论与实践面前，不能不受到震动。而国民党内部联共与反共的严重分歧，以至北京出现新胡同(联共)与南长街(反共)的两个党部的尖锐对立，又使他十分惶惑，他在思想政治上陷入了苦闷。

但是， 他有坚强的意志力和上进心，“震动”和“惶惑”最终促进了他对于革命理论的探索，他首先涉猎了孙中山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讲话和《建国大纲》、《建国方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以及报刊上有关文章。同时，又广泛地阅读了中共的宣传品《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向导》 等刊物。他以民生主义对比中共提出的革命的理论和策略，觉得后者更适合国情，是中国人民当前的奋斗目标。通过学习，他不仅发现了国共合作的理论的历史的依据，而且认定自己应该坚定地站在“联共”一边。

1926年3月18日，北京广大群众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反日爱国示威。他怀着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的强烈仇恨，积极参加了示威游行。反动的段祺瑞执政政府，对请愿群众进行了血腥镇压。当场开枪打死打伤200多人。同乡同学陈调元牺牲，李如锦伤残，蜀澄幸免于难。血的教训，对他来说，正如鲁迅所讲的：“真理的猛士，更将奋然而前行。”

   “3·18”惨案这个严峻的现实，迫使人们对它作出鲜明的表态：是坚决的抗争呢?还是屈从的维护?蜀澄当时的好友同乡又是同学的徐承丕，原来他们友谊甚笃，初到北京时，同吃同住，亲如兄弟，但徐站在反共一边，坚持以地主阶级的立场现点来分析时事。面对着这个血淋淋的惨案，无动于衷，甚至指责蜀澄参加游行是盲动，死伤的同学陈、李是自作自受。蜀澄爱真理胜于友谊，他同徐终于决裂了。

    随着广州国民政府于1926年7月开始北伐的胜利进军，在北京坚持联共立场的学生越来越多，要求参加中共的自觉性很高。北京公私立大专学校的党组织乘势发展党员。经过长期的求索和观察，蜀澄认定中共的言行代表了中国革命的主流，为中国人民指出了自求解放的必由之路。他就在1927年2-3月间毅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集团叛变革命，发动反革命政变，残酷镇压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北京军阀政权也捕杀李大钊等革命志士20多人，白色恐怖严重，革命走向低潮。

    北京党组织为适应武装前线干部的需要，为转移一些有所暴露不宜留北京继续工作的同志，派了不少同志南下。蜀澄正是必须转移的一个。因此，他趁家长令其回家完婚之便，于当年暑假返川结婚留住了一年。

二、锻炼德能

    蜀澄回到北平，是1928年秋初，在蒋介石集团窃据南京国民政府，建立起法西斯反动统治之后。我党在革命根据地外的全国范园，都转入了秘密的地下活动。当时的北平，虽有归属南京的某种政权形式，但基本上是地方军阀所统治的地盘，革命形势同处于低潮中。

     当时的北平大、中、小学林立，还带有浓厚的文化中心的传统气氛，大小知识分子是党、团宣传组织的主要对象。产业工人很少，党、团只在印刷工人和铁路工人(还包括人力车夫)中开展一些工作。郊区农民和矿工(主要是门头沟)中的宣传组织活动也才开始。因此，党团的工作在这一个时期是加强理论学习和开展学生运动，为迎接革命高潮作准备。

    蜀澄对学校支部安排的学习文件，从方针、政策到列宁主义，从政治经济学到哲学，无不精心阅读，深刻体会，提高政治思想觉悟，并挤时间广泛涉猎文学、艺术乃至传统书法(他写得一手好“魏碑”)，加深思想意识的修养。

    他慷慨无私，乐于助人。他来自家庭的接济并不比一般优裕，但对所有经济上困难的同志，总是解囊相助。比如有几位住在四川会馆的同志生活困难，他经常主动地予以照顾，甚至有一次把典当西装的一部分钱也拿去帮助他们。思想政治的修养，通过不断参加党的实际工作，更加坚实深厚，从而使他的党性锻炼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我的政治思想已经定型了，一辈子也无法改变了”。这是他具有坚强党性的自白。

    他所在的北京高等工业学校，北平成为国统区后，改为学院，不为南京统治者重视。学生宿舍为陆军测量学校占去。学院经费遭到克扣，实际是减少了。院长是一个接一个的昏庸老朽，无所作为。为争取较好的学习条件，在蜀澄的领导下，组组了一系列的学生运动，收回宿舍，增加经费，改换院长，都取得一定的胜利，扩大了政治影响。特别在争取经费的运动中，有的同志提出联合国立八院校去南京请愿的主张，蜀澄以成熟领导人的敏感，觉察有过激情绪，会使一般同学跟不上，给反动当局以某种借口，遂力加劝阻，挽救了失误。

学生活动不断兴起，为适应群众的不同觉悟程度、不同革命要求，党领导共青团、社联、左联、妇联、互济会、反帝大同盟、世界语学会等外围组织，展开了宣传组织工作。

蜀澄对在自己周围的青年，按他们各自的兴趣和政治要求，引导他们参加适合的革命组织，他的好友覃正中(北平大学农学院学生)要求进步，爱好世界语，便介绍他参加世界语学会。后来，又告诉覃，反帝大同盟倾向鲜明，密切配合当前的斗争，可以参加进去接受更好的锻炼。

     1932年初，覃所在的学校发生东北人同广东人打架的事件。广东人掌握了校内国民党组织，东北人仇恨不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国民党，砸烂了院内国民党组织的牌子，单独成立学院学生会。为首的东北人了解覃的思想倾向，把覃选为学生会领导成员。接着，他们成立了反帝大同盟支部。覃就是这样听从蜀澄的指引，经过群众运动的锻炼，而最终参加了中共的。

    1932年初或更早一点时间，蜀澄担任西城区党委书记。以后，又作了市委临时负责人。当时，革命形势发展很快，蜀澄作为党的领导者，工作十分繁重，就以对党的群众性组织来说。共青团得加强领导，其它各外围组织中的党团小组，也要通过各种方式去进行帮助。不仅如此，为了深入了解形势，密切联系群众，有时还不得不参加群众的游行示威。就在这个时候，随着北平革命形势和党的工作的发展，南京国民党政权迫不及待地调了专门搞特务破坏活动的宪兵第三团进驻北平。宪三团派了大批特务，伪装革命，混进学校、工厂和一切可能有革命活动的群众之中做侦察工作。同时又收买革命组织里的动摇分子，为他们通风报信，为有计划地破坏革命组织，镇压群众运功。进行了充分的准备。1933年初，宪三团就要开始破坏行动了。与之同时，党也没有丧失警惕，采取了稳住阵脚，逐步转移精干的紧急措施。蜀澄成了首批转移的一个。就在那一年中，宪三团搞了三次大破坏，北平的革命组织受到了极为惨重的损失。

蜀澄于1932年暑假在北工学院应届毕业。家庭为迫使他回家，停寄日常费用。党的工作不容他离开，他只有艰苦地工作下去，他省吃俭用，勉强度日，毫不声张。同时，工作繁重异常，特别是病魔编身，他总是坚持不懈，到了1933年初，他肺病进入第三期。党对他十分关怀，结合转移精干，批准并督促他回川体养。当年3-4月间，  他同堂弟一家回到了重庆。

三、寻找党亲

    1933年上半年，同蜀澄在组织上有过互为发展对象的得以心照的傅一凡，正在重庆各中学作零星钟点课教员。蜀澄来到,两人见面，无比欢欣。为要等接组织关系，两人约同另一乡友租院共住。当年暑假初，北平朝大同学曾树德回家，给他带来了组织关系。按照时地信号前往，却使他大失所望。——现经查明，在那年7一8月间，党的重庆负责人李烈光同志不幸被捕牺牲，组织给敌人破坏了，他于是不得不受到失去党亲的折磨。

    从火热斗争的革命前线下来，面临着那样不幸的遭遇，下一步将怎么办？博一凡以为在教育职业掩护下找党的路是可以走的。而现实却是，那次“六腊战争”，一凡已因失败而将离重庆，去叙永。蜀澄因身患疾病只有回老家去暂时休养。

     一凡回到来风镇家里过暑假，正准备启程去叙永时，突然接云阳胡纲来信，并附云阳县中学教员兼训育主任聘书。信里说，他当了校长，非要一凡去不可。胡纲在政治上坚持联共，原在云中任教，一凡从此两度去云中，同他交了朋友。认为这是个良好环境，试邀蜀澄前去。蜀澄由家步行几十里，来到一凡家，肺病在身，形容憔悴，见之叫人欲哭。一凡介绍了那里情况和自己的设想，他欣然奋起，一凡耽心他病体难以支持，他以“环境好，病就会好”为由，他斩钉截铁地决定前去。去到云中，适胡纲短时不在校，即以主人翁态度开展工作。他和胡纲处得很好，工作顺手。校址在县城西郊，长江北岸，有利于养病。人和加地利，他的健康状况很快得到了改善。从此，蜀澄也走上了通过教育职业来找党的路。

    云中教员都是有进步倾向的正派人，对那些具有专业科学知识的同事，常从接触中输送有关辨证唯物主义思想，以为各科指导。其中一人，解放后仍被重用的教师，曾不胜感慨地回忆说:“不是在那里跟上了好人，走上了正路，那还会有今天?”充分表达了对蜀澄给他思想帮助的感激之情。

    当时的训育工作，要以国民党制定的反动规章为依据。蜀澄在一般遵循下，尽可能利用其中某些合理的东西为我所用。每天升降旗学生集合，他作了简要的时事讲话，高举爱国、民主旗帜，联系邻近的川陕根据地、鄂西根据地以及中央红军进入湘黔的活动，启发学生认识客观是非，给以启蒙教育。观察一些学生的言行和周记、作业的表现，发现政治进步，学业优秀的学生，再给以个别培养。上进心强的成群学生，一个个站在他的周围。

    云中那种前进气氛，在内战的后方能以出现，与少数学生家族成员的政治立场有着微妙的关系。事后了解:当时国民党县指委员林佩瑶、袁方伯、图书馆长谭林、县女简师教员陶闻、窄口子一带团防负责人赵唯，都是中共地下成员，他们以覃、 赵为主， 在军委直接领导下，正酝酿着一次起义——云阳人习呼“皓变”。事变前两天，蜀澄从学生口里得知他们要他迅速离开的信息。他离开云阳到万县，起义已经发生了。到了1939年，蜀澄任万县中心县委书记时，才知那时为什么没有找到党。——他们认为，让蜀澄等人留在党外，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从云阳来到重庆，蜀澄与徐伯图久别重逢，徐经东京的驱逐，上海的坐牢，也失掉了组织关系，但坚持党的立场未变。通过社会关系，徐当上了长寿县中校长。蜀澄、一凡、正中同去，解决了求业难的问题，但以外县人作校长，导致了某些有失去地盘感的长寿人不甘心。正中订阅世界语杂志，给反对派利用，“县清共委员会”抓捕了他，大做文章，他的亲兄进行营教，同时，蜀澄也在坚持原则，缓和对立面，馈送财物等方面，给予了帮助，约经一月，正中得释，伯图校长垮台，同去的人全部撒走。

    1935年暑假，蜀澄来到重庆，适逢老熟人宋拓予新任江北县中校长。宋对蜀澄的政治态度是清楚的，但欣赏他的才能。两人所走的道路不同，但在教育工作上可以相处无害。从而连同一凡、正中都进入了江中。宋校长的职位是参加地方军阀刘湘举办的军训团取得的。他还带来一位共同受训的体育教员石国栋，开展童军训练，争取与重庆各中学看齐。蜀澄体会党搞武装的意图，鼓励同学们参加训练，以便将来为党所用。 对学生中的积极分子，经常注意发现和培养，引导他们关心校际活动为学联从自发到形成铺路。同时，从公开的校际童军表演到秘密的校际联系活动，使学校出现了一派蓬勃的生气。

政治形势的初步开朗，人们的交往也有所开展。曾经在北平相识，当时也在重庆工作的人，有了经常来往的可能，于是，蜀澄发起以他们几人为基础，组织了一个两周聚餐一次的“转转会”。当时蒋介石集团积极打入已被刘湘统一了的四川，不少中央机构和人士拥入重庆，“转转会”逐渐扩大，从一席到两席，有时三席，包括政治上分属于左、中、右的三类人。漆鲁鱼同志也参加了。1937年， 蜀澄转到省立重庆高级工业职业学校任训有主任,终于从漆那重找到了党亲，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

四、奋进前线

蜀澄接上组织关系，正当党的省工委让漆鲁鱼组建重庆市工委期间。为要团结教育社会上的、学校的青年积极分子，便打出“救国会”旗帜，组建工作就在那个基础上展开。党的组织开始还有一段与救国会组织混同的短暂时期。“7 . 7”抗战后，学校和一些团体公开出现有名无实的“抗敌后援会”多以救国会成员参加活动，给学联的组建以一个便利的条件。蜀澄参加了市工委工作，同时为傅一凡、徐伯图恢复了多年找党不得的组织关系，还介绍了蒋兴鼎、覃正中入党。

为了宜传党的抗日民族统战线政策， 配合党在重庆的组建和发展，蜀澄建议出版《生力军》周刊。1938年1 月，他约同徐伯图、傅一凡、覃正中、何宗元等人，出钱出力，把《生力军》杂志社办起来，请省高工校长顾鹤皋为社长，伯图为主编，并由他经办登记、注册等手续，刊物即于1月出版，每期发行约2000份，读者的反映很好。到了5月，形势变化，反动派制造“摩擦”十分尖锐。有人在查问一凡笔名其人。蜀澄、伯图在高工校也被宪三团传讯(详后)。《生力军》被迫停刊，共出20期，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

青年学生纷纷奔赴延安，是革命形势发展的又一个标志。1938年春夏间，蜀澄经办了介绍他们前往的工作。现重庆青年路与中华路交叉地区的原油市街一小客栈，是他进行这项工作的地址之一，一凡有事找他，见他正和一大群青年谈写，事后问他，答称多是云阳去延安的学生。损朱真俊回忆，省高工校当时前去的有17人，其中云阳人也多。他当年在云阳工作时播下的种子，这时已见到了收获。

蜀澄当时更多的工作，还是在他当省高工校训有主任的岗位方面，他和伯图、 国栋都把训有主任岗位，利用来启蒙教育学生革命。他们利用国民党被迫允许的有限民主，放手让学生进行革命书箱的学习和抗日宣传，愿意革命和进步的学生都站在训育处一边，学校出现了非常活跃的气氛。

学联在省高工校，196年就有组织，1937年底，成员发展到50-60人，约为全校同学1/5，市学联评价为“红色堡垒”。1938年开学不久，在南泉校舍左侧坡上竹林里开了一个全体大会，主要是蜀澄讲话，传达市救国会工作情况，市学联工作部署，动员继续发展成员，组织各种群众团体，放手开展抗日教国活动。于是，暴风歌咏队“八·一三”剧团、自然科学研究会、经纬仪墙报社、自强读书会、格致读书会等十几个团体相继出现。歌咏队剧团是内外宣传的主力。利用场期去界石、鱼洞、马王等各乡镇宣传，蜀澄都亲自参加，具体指导。读书会、墙报社等活动，都在训导处支持下，交换书刊，交流学习心得，互相鼓舞抗日的热情。

国民党反动派也没放松学校这块阵地。特务头子之一的康泽，为军阀刘湘搞了全川高中二年级以上学生军训之后，各中学又开展了“模范队”这样的反动学生组织。1937年， 康泽派复兴社特务贾祺康去高工校任军训教官。贾以“模范队”发展特务，秘密建立三青团，在学生中制造分裂，把他们在抗日前线和后方制造摩擦的手法也搬到学校里来，对进步势力发动进功，妄图在学校里稳住阵脚。

1938年10月初，省高工校学联以几个骨干同学为领导，举行了“欢送三同学上前线抗日篝火晚会”，事前，几个同学在蜀澄寝室，由他指导，开了准备会。会议决定了晚会的名称、内容，明确了用以实现扩大进步力量，揭露打击三青团、特务组织的反动罪行和气焰的目的。晚会由主席团主持，全校同学踊跃参加，教员多人出席，徐伯图、徐崇林两位老师还讲了话。南泉小学师生、“战时学生营”的同学都参加了。当地居民也有些人自动与会，执行主席蒲超在会上痛斥反动派破坏抗日运动的无耻罪行，宣传了进步同学抗日救国的正义行动。晚会开得很成功。

1939年4月30日，蒲超被骗出学校，被宪兵绑架。5月1日9时许，宪兵又公开向校长指名“传讯”(当时宪兵抓人手法之一)黄蜀澄和徐伯图两位教师，以及刘圣化、刘旭、唐守南、胡忠鳞等4名同学。经顾校长营救，黄、徐在宪三团传讯10小时后释放，蒲、刘等5同学也于5月2日释放。之后，顾校长为适应反动派的需要，对进步力量进行了压制，解散同学中所有公开团体，收缴了各个组织的公章，停止活动。放暑假时，默退了刘旭同学，解聘了黄、徐两位教师，转移了体育主任石国栋老师。

蜀澄临危不惧，利用反动派的这次进攻，采取了放手建党和巩固组织的有力措施。高工校学联基础好，1937年晚些时 候已组建了党支部。蜀澄于1938年3-4月在学生中发展党员，报告市工委，同意成立由他领导的直接支部，还相应地领导校学联。“传讯” 回校后，改组支部，由沉默寡言，又较荫蔽的朱真俊，代替已被敌人注意的刘圣化任支书。并以“李如”化名，亲笔给些进步同学写信， 要他们隐藏些。期末蜀澄深夜在宴室约会新任支书朱真俊。他分析校内半年来革命斗争的胜利形势，主要是培养了大批积极分子。他们要求入党迫切，是建党的大好时机。在详细分析了他们各自的具体情况后，决定了建党名单，几天以后，发展10多名党员。于是全校党员共达20余人。蜀澄被迫离校后，由他亲自培育的党支部继续发展，1939年7月，已有党员约40人。此后的第三任支书徐绪勋、第四任支书徐世森都是他决定吸收入党的同志，这一系列胜利都是敌人始料所不及的。

蜀澄在省高工校处境艰危，川东特委调他去万县，与当地同志一起筹建私立国华中学，特委秘书李维于1939年1月组建万县中心县委，蜀澄于8月被派任中心县委书记，以国华数学教员公开身份住校。他与郭汶、李聚奎、李英才、刘孟伉等中心县委一班人，与国华领导鲁济舟等一班人，认真搞好国华的教学，同时领导了万、梁、云、开、奉和两巫七县的全面工作，还联系了大竹、达县、城口等县，壮大了组织力量。

国华全校教职工19人，共产党员占2 / 3。学生有两个来源:一是通知各县委推荐和招收一些青年党员来作学生骨干;另是公开招收高初中新生和各级转学生。共有高中3个班，初中5个班，总约500人。其中，有30多个党员，党在师生中占有明显的优势。校本部和分校分别在长江北岸、南岸，校本部以高中为主。

国华贯彻抗日教国的方针，实行民主教育，提倡言论自由，爱国无罪。废除体罚和注入式的教学方法。学习各科课程，还学习时事，进行座谈讨论，各班设置意见箱，从反映出的问题，成为每周校务会议的一个重要内容。实行经费民主，学生自理生活，实行教育与劳动相结合，学生自建操场六个。课外话动有学生自由结合的多个学习组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等重要文件，可以公开阅读。各项活动都与每天朝会10分钟的时事报告和晚会唱革命歌曲等活动结合，给学生在思想政治上以极大的影响。

国华开学不久，中心县委决定，利用放春假，集中全校党员在分校进行一次培训。 通过学习《抗日教国十大纲领》、《反对自由主义》、《党的建设》、《支部工作纲要》、《学生运动》、《党员须知》 、《党内秘密技术》 等文件。以丰富党员有关党的知识和加强党性的锻炼、培训由蜀澄亲自主持,并就一些有关党性的重要情况，结合亲身经历,给以生动的讲解，一星期结束。通过党组织的教育、培养、考察，共发展了30多个青年学生入党。

    国华的出现，国民党反动派早有仇恨。招生时，就派了不少三青团员或隐藏特务来应试，有的直接转学而来。在全校学生中，他们仍处于少数孤立的境地。4 月初，突来一个要逮捕教导主任胡昌治的消息。蜀澄立即要胡疏散家属，动员另一个同志将胡的爱人孩子送去宜宾，让胡轻装工作。

     正在利用春假培训党员的时候，国民党教育部督学杨予秀来到万县视察，他召集了当地中学教员座谈会。会后，徐械芄、王治溥、郭风笙、赵土杰、邓希凡、王纯备、凌恢团、张其学等各方面的头头，以“国华几乎等于陕公的预备学校”为由，向杨告密。杨亲往国华视察，因值春假，没见到什么。基于反动立场。杨竟以密告为据，于4月11日密报教育部和四川省政府，它们层层下达密令，要万县执行查封。同时，教育部长陈立夫要鲁副校长去部谈话。蜀澄和鲁同去重庆，分别向川东特委、南方局汇报。最后经董老指示:“要注意安全撤退，不许发生任何事故。在见陈立夫时，要以地方资本 家出钱办培养人才的面目出现 。可以提出由部接办， 或解聘某些教职员或保留学生学箱等应急步骤”。鲁与陈在谒谈中表达了上述设想，陈说：“你出资兴学是对的，但培养共产觉不行！其它问题， 要考虑后再作答复。”十多天后，鲁再去，一秘书接见，宣布:“已决定国华停办，国华于是被扼杀了。学生学籍甄别保留，你立即回去处理善后工作”。蜀澄和鲁于6月初回校。中心县委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国华的善后和师生党员的安全撤退事宜。决议是:“李英才负责撤退需用的路费。蜀澄负责转移党员组织关系，等着查封行动的发生。

    6月17日深夜，有特务身份的两个学生不假外出，经查是去河口场了。即派两个党员学生前去，探得宪兵已到了那里，准备明天来校查封。同时得知，他们将抓胡昌治、何剑黄两人。蜀澄即刻通知两人撤离，派两个学生护送到刘孟伉家暂住，分别去宜宾、重庆；幸喜发现及时，未成事故。

    6月19日晨，查封发生了，县教育科长王纯备带领宪二团一排武装，先去校本部，次到分校，在校门分别贴查封布告，又召集地方绅耆、保甲、学生家长、国华教职员学生，宣布奉命执行停办，限令于6月21日前，师生全部离校，两处校舍，由当地联保主任看管，转告房主人收回，校具一律封存。党组织安排一些学生组织护校团，用护校团名义贴出标语，面对面地质问他们，“为什么要查封学校”?问得无言可答。王纯备召集学生家长开会，宣布强行停办，这才在形式上结束了这场斗争。

紧接着，蜀澄带领一部分教职工党员和学生党员，到高梁河廖家沟办一个月训练班，总结经验教训。鼓舞士气。同时，安排刘孟伉去开县，李英才等十九人去奉节两巫，蜀澄去梁山转重庆，撤退顺利结束。
    1939年8月，蜀澄到了重庆，9月，调去树人小学。树人小学是小龙坎当地一位工商业者杨若愚一年前捐资兴办的。中共(地下)沙磁区委接受新转来一位同志王焕志(她是杨的二妻)，从她了解到杨的为人和所办学校的情况，认为可以作外围工作来利用。报经川东特委同意后，又安排王焕志与省女职校教务主任傅一凡打入树人小学，移入区委机关。蜀澄来到树人小学任教导主任，一凡任校长，开学行课一两周，一凡因病暂时离校，蜀澄主动承担主任和代校长的全部工作一月有余，直到一凡回校。

    区委给去树人同志的分工:李又先(刘作先)作教员，管党。一凡作校长，搞好董事长杨若愚和其它校董事等上层工作，办好学校，掩护区委机关。——现在证实， 从那年10月开始，李接黄文素任区委书记。1940年4月，李离去，蜀澄代李，直至被迫撒退。在区委直接领导下，在蜀澄、一凡等人正派、进步、勤奋作风的带动下，全校教职员工努力工作，学校颇呈朝气。对此，杨产生了学校用得其人，大有希望的感觉。他对校务不仅言听计从，而且将校董事会掌握校产的管理权也交给学校。杨本人则去经营工商业，以扩大基金，发展学校。

    抗日战争前期，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两次反共高潮。党在城市的地下工作与前有些不同，要转入隐蔽精干。树人小学掩护区委机关的任务，就显得很重要。抗日战争时期的公开活动，控制在一般学校同样的水平,不搞轰轰烈烈，要弄清校内情况，防止外来干扰，避免发生事故。

    开始一个学期(1939年下半年)，抗日战争发展，重庆开始感到了生活的艰苦，法币贬值很快，教职工薪水收入的购买力，到期中就比期初少多了，加薪的斗争逐渐酝酿着，一种对杨不够理解的思想发生了。杨是资本家兼地主，钱是剥削来的。要办学校就该多拿钱出来提高职工薪水。一些非正式的议论，反映出左倾情绪越来越突出，以至在党内个别同志身上也有所滋长。对此，蜀澄作了解释:有些和杨差不多的资本家地主，只搞个人的腐朽享受，不作一点好事。而树人事业，百年大计，对我们的事业都将有好处！经蜀澄的解释，引导同志们的思想认识得到了统一。同时，杨也念及法币贬值对职工生话的影响，每人增加薪水百分之二十左右。从此，教职工的情绪稳定，保持了工作积极性。

    杨有一个补习校同学黄禄丹，国民党南川县党部书记长。南川县城被敌机轰炸，家遭毁灭。他带着妻儿投杨。1940年上半年，杨在树人小学增设社教主任安置他，黄与当地国民党区分部来往，并支持他去树人小学借教室开会，进而要求借房办公。蜀澄认为不应接受。一凡以党派不宜进入学校为由，建议杨拒绝，杨同意了。摆脱了国民党团在校的建立和活动，从而排除了外来干扰。一个前届留下的教员张禄光，一般国民党员，也有哥老会关系，喜在社会上鬼混，流氓气很重，不宜教学。蜀澄将收房租的工作交给他。他乐于与杨若愚容易接近，很有积极性。同时，把他放到社会上去，可以从他那里了解到黄禄丹在当地的活动情况，有利于洞悉敌情。

1940年上半年，树人小学开始招春季生，开办初中和高级会计班，扩大了规模，校董事中佃住杨宅的几个中大教授，乘机向杨推荐教员，杨觉得不好应付。他同学校商量转介前来，可以不一定接受。蜀澄认为，杨表明了对学校行政权的尊重，我们也可以进行政治抉择。这样的官场恶习，也是可以利用的。

蜀澄的党内职务，到校后是校支部副书记。区委曾决定一凡兼校一支部书记。后以于地下工作的保卫有碍，没有下达，蜀澄实际上仍以副书记自待。临时来去的同志以教员名义暂住，蜀澄处理后告诉一凡知道就是。校支成员、教员、学生各近10人，加上临时来去的，总在20 人以上。蜀澄经常提高警惕，幸未出过事故。

    尽管提高警惕，敌人散布了“树人学校是共产党的大本营”这样蓄意中伤的流言，还有一系列盯梢、查询的行动。1939年寒假前夕，李家琼被小龙坎稽查所叫去，要她指认一张黑名单上每一个人。在万县省四师范毕业的党员刘炳钦，才任数导主任一月多，即被特务跟踪，立即撤退。换王炳南，再换文克勤，才过完1940年上半年这个学期。到了暑假，稽查所又正式到校查询文克勤。刘、王、文三人，在长寿简师是同班，是蜀澄的学生。在四师范时是蜀澄任万县中心县委书记时领导下的成员。很明显这是国华事件的后遗影响，也反映了敌人对树人小学没有放松。

    这正是国民党反动派两次反共高潮的间隙期，学校又面对着日趋紧张的形势。作为区委书记的蜀澄，采取了坚守阵地、疏散部分同志的措施。在这个暑假中，曾似竹、文克勤去江津双河场中心小学建立基地，覃正中随曾德蓉去双河曾家，常住校的同志少了一半。蜀澄每次去18集团军办事处向董老报告工作，都让一凡知道，以防出了事故而扰乱阵地。

    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了，重庆反动当局立即配合。树人小学照常开学行课。党组织也持之以镇静。3月1日下午，一凡和蜀澄先后接待上级三次派来的三个同志，都叫马上撤退。最后一次来人时，已是晚饭后了。两人碰头交换情况就更要晚些。经过研究共同认为，这里平时无突出的暴容，党组织现在的人少，一向隐藏较好，当晚谅能平安过去，而且都是负责人，丢了就跑，影响不好。同时要求各自作好撤退准备，并把消息立即送给留在校里的胡志松。第二天(3月2日)早晨，借口去友人家赴宴，离校出走。 第三天到达双河，在蜀澄策划下，临危不惧，有始有终，做到了安全转移。

双河场曾宅，这时成了两人与组织间的联络站。等到7月，上级下达了关于两人组织关系的决定，即保留党籍，停止组织联系，自行隐蔽，调查研究，到必要时再联系。这一段时间的工作，就这样在当时党的隐蔽精干政策下顺利结束了。

五、壮烈牺牲

    执行自行隐蔽任务，蜀澄以在铜梁顾宅作教师开始。顾宅是原省工校长顾鹤舉家的世袭庄园，顾得知蜀澄离开树人小学，即直接向他家去信聘他，蜀澄觉得此人尚重友谊，可以借此隐藏。于9月初前去。期末时，顾回家提出，在北京就认识的法学院何烈承同学一家子女要来搭学。蜀澄认为，可以同意。学生较多，一人担负不了，可约一凡共同来搞，顾也爽快同意。蜀澄于寒假去一凡家，告诉此事，並说:  “敌人营垒一切缺口，都可以为我所用，我就代为决定了。”一凡无异议。他们于1942年在那里过了一年，表面上平静无事。到11月，文静吾(克勤)传达上级意见，他们两个还应去到离重庆更远些的地方。接近期末，国民党铜梁县党部已经从何烈承那里打听这个家庭学校的情况了。到了寒假，只得离开。

哪里是离重庆更远的合适的地方?蜀澄、一凡、正中三人计议。恰当的只有成都。那里，有些顾鹤皋类型的熟人。蜀澄、正中先去，一凡随后赶到。因正中与荣县谷醒华相识，由谷介绍蜀澄去邛崃私立敬亭中学任教员。下半年，转到赵镇粮食聚点仓库主任（原江北县中校长）宋拓予那里工作。1943年春季，又回敬亭中学去，直到1947年5月被捕。先后约5年，历任议校教员、主任、刷校长、校长。

    关于蜀澄在敬中这段时间的党组织关系问题，掌握的资料很少，不能确定。我们已知的情况是这样： 曾托覃正中向肖泽宽要求恢复并转出他的组织关系。1982年10月，向肖查询究竟，肖说:“他的组织关系从来不在他手里”“十年动乱”中，外调人员对傅一凡说: “他虽已成烈士，有些问题还是要弄个清楚”。从1954年审批烈土的单位为川东行署党委来看，1941年树人学校撤退后的党籍处理，应该是改变了的。1982年，璧山县委党史办向邛崃县委党史办要求此项资料，无回答。敬亭中学实际负责人之一的张开扬所提供的，仅属民盟的一些关系。敬中是民盟重要成员张致和兴办，他可能有民盟关系。蜀澄同难友人雷志伦提供，当雷请问应否解决自己的民盟关系时，他曾示意等待解决党的关系。雷并发现，每隔一段时间，都有一个陌生人来同蜀澄密谈，似乎是党的联系。因此，在雷看来，蜀澄应已恢复了组织关系。但他的党内关系和职务究竟怎样，还有待于进一步调查证实。

     对于蜀澄，无论为党员或盟员，反动派都视同一体。一搞破坏活动的关键人物，当时的反动县长任和平，是同蜀澄在北平时有过组织联系的叛徒。他清楚蜀澄的政治身份，自然成为他搞破坏的重点人物。当“6·2”学生运动深入酝酿的5月中下旬，蜀澄和被认为蜀澄亲信的人，都已处于被严密监视的境地。抓人从事务员雷义全开始，接着是教员兼总务主任雷志伦。最后，抓了蜀澄。就将蜀澄等敬中5人解送到成都伪省特委监狱。蜀澄受刑极重，直至因患病保出在省立医院就医，敌人从他口中没得到一点什么东西。同时，他在狱中多方教育、鼓励同志，坚持与敌人斗争。由于他和其他难友备受种种酷刑，坚强不屈，感动了看守他们的一个青年宪兵郭崇伯。营救雷志伦的弟弟雷志钧得到线索，大胆与郭联系，促使郭成难友的“交通员”。但不久，郭受到了他的上级的怀疑，当郭被开除离开时，蜀澄还给他写了到重庆落脚点的介绍信。解放后，郭在重庆参加革命，现仍在山洞五一水泥厂工作。

    蜀澄在狱中病重后，原江中同学宋叙伦(宋拓予的侄儿)，联系北工院同学杨以棣、顾鹤章，顺又联系江昌结，多次向有关方面通融说情。并以北工院同学会出面具保，才得以出狱到省医院就医。女友高永洁通知蜀澄家庭，乃兄仪生亲临看护，友人蒋兴鼎寒假来蓉，常到医院照顾。蒋的叔父业中医，为他诊脉，发现有药物(在狱中服的)毒害情况(这显然是反动派有意为之)。加以肺结核与直肠炎同时加剧，遂于1948年1月去逝，终年仅42岁。

     蜀澄的灵枢，敬中学生几人坚决要扶送归葬。乃兄仪生在途中多次劝阻，才得独扶还家。璧仙老人主持，以仪生子明先承灵安葬。又告知一凡等同志起草墓碑文稿，刻石留念。限于国统区当时条件，碑文仅及他具有的传统美德和爱国懿行，以及继承人明先名字。1952年， 川东区党委和川东行署，审定黄蜀澄为革命烈士。1957年，丁家区副区长毛昆良将蜀澄的烈士证明交给璧仙老人执存时，未举行仪式宣扬。

    1988年10月，为纪念黄蜀澄殉难40周年，璧山县人民政府根据烈士生前的战友、同学、学生傅世屿、徐崇林、徐伯图、覃正中等29人建议，在其定林乡故居维修烈土陵墓，建立纪念确，并编印纪念专辑。中共璧山县委和璧山县人民政府，写了《悼念黄蜀澄烈士》的纪念文章。11月25日，在定林乡烈土陵墓举行了纪念会，县、区、乡领导都出席参加。县委副书记、县长刘楚雄在烈士嘉前讲了话。      (本刊约有删节)

（本文选自《璧山文史资料选集》（第五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