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重来

编者按：高孟先(1912年12月—1979年12月)，原名祥瑞，今重庆市璧山区八塘镇人。1927年春考入璧山中学，得体音教员袁丛美的帮助，对有关新文化之书刊阅读甚多。1928年秋考入卢作孚为培养乡建管理人才而建的少年义勇队第一期，成绩优秀。先后任中国西部科学院博物馆助员，教育股、民众教育馆干事，《嘉陵江日报》《北碚报》及北碚《工作周刊》《北碚月刊》社主任、总编，北碚管理局建设科科长等职。1950年，调入重庆市工商管理局，后调商业局再调商业二局，先后任秘书股股长、办公室秘书。1956年，调民革重庆市委员会任秘书，直至退休。

高孟先是卢作孚推行乡村现代化建设实验的积极参与者、践行者和见证人，是珍藏大量乡建史料的有心人。他一生著文甚多。他真实记录卢作孚乡村建设实验过程中一些重大活动、重要事件的文章，他撰写或主编的宣传北碚典范、总结不同时期乡建成果、全面评价卢作孚与北碚乡建设实验等的小册子，他关注社会民生的现实作品，等等，对于了解当时的社会状态，考证、研究北碚的开拓者卢作孚、奠基人卢子英及他们的乡建事业，提供和补充了重要的史料依据，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2016年9月28日，在卢作孚纪念馆召开了《高孟先文选》(西南师大出版社2016年出版)首发座谈会。人们不禁要问,这位高孟先是何许人也?他和卢作孚有何特殊关系?为何他的著作要在卢作孚纪念馆举行首发座谈会?这些疑问都需要一一释疑解感，说个明白。

一、最早研究卢作孚乡村建设的人

时光须倒流到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这一年的深秋，一位叫高孟先的老人正在奋笔疾书,写着一篇题为《卢作孚与北碚建设》的文章。在他身旁是一个大麻袋，里面装满了资料、图片等，他不时拿出几张来阅读、抄录。也许是往事的回忆让他过分激动，也许是写作的过分劳累，当他刚写完这篇长文后，就因心脏病突发不幸去世了。

须知此时此刻正是改革开放之初，卢作孚还没有平反昭雪。即使一年后的1980年9月中共四川省委在卢作孚平反的结论上也只提及他在“创办和经营民生轮船公司，对发展民族工商业起过积极作用”，而对他在北碚主持开展的乡村建设运动的功绩却只字未提。这也难怪,那个时候舆论界对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还持怀疑或批判态度。正因为如此，高孟先能在此时写出一篇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卢作孚乡村建设运动的文章，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应该说，高孟先这篇文章是改革开放后第一篇全面系统研究卢作孚乡村建设的长文。特别要强调的是，高孟先作为卢作孚乡村建设运动的亲历者、践行者,加上他又充分利用了珍藏几十年的乡建资料，所以此文不少内容和结论，若不是本人亲力亲为，是写不出来的。

二、珍藏卢作孚乡建资料的功臣
    时光又须倒流到2014年的深秋,高孟先的堂侄高代华受家族委托编写璧山高氏族谱，为家族中有作为有成就的亲人撰写小传。一天他来到高孟先的儿子高北南家搜集索材时,竟意外发现了他家一只大塑料储藏箱里装满了手稿、公文、图片、报刊、书信、日记等，这些全都是民国时期卢作孚在北碚主持乡村建设运动的珍贵资料,仅其中的老照片，就多达1000余张，其中20多张是有卢作孚的身影而从未公开的照片，实在太宝贵了。

这些珍贵资料是高孟先冒着极大风险一直保存了几十年,是他撰写《卢作孚与北碚建设》一文的重要素材。他死后，就由他的儿子高北南珍藏，直到高代华因撰写高氏家族小传时才被发现并公开。

为什么这些资料特别珍贵呢?众所周知，20世纪初，在中国大地上曾掀起过一场规模大、时间长、波及面广、影响深远的乡村建设运动。参加的团体达600余个，实验点达1000余处，分布在山东、山西、河北、河南、江苏等10余个省。而唯有由卢作孚主持开展的以重庆北碚为中心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是民国时期众多乡村建设运动中持续时间最长、成效特别突出的一个。它不仅使整个嘉陵江三峡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使北碚这个昔日贫穷落后、偏僻闭塞、盗匪横行的小乡场，建设成被著名教育家梁漱溟赞誉为“生产发展、文教事业发达、环境优美的重庆市郊的重庆城镇”，被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赞誉为“将来如何建设新中国的缩影”。

然而卢作孚主持的乡村建设地处偏僻的大西南，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里由于交通闭塞、通讯落后，以致极少受到国内学术界和新闻界关注。而当时报道的热点大都是那些交通便利通信较发达的华东、华北地区的乡村建设，特别是如晏阳初、梁漱溟、黄炎培、陶行知等名气更大的人主持的乡村建设，所以对卢作孚的乡村建设本来就关注报道得不多。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左”的思想影响，民国乡村建设研究一直是一个“禁区”,卢作孚的乡村建设就更少为人所知了。

自改革开放后，“禁区”被打破，但对卢作孚乡村建设的研究仍关注不够，甚至根本忽略。最典型的例子是21世纪初出版的一部关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史的研究专著，洋洋45万余言，竟然无一言一语提及卢作孚的乡村建设。

正因为卢作孚主持的乡村建设运动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特别是“文革”的浩劫，不少藏于民间的乡村建设资料因为“避祸”等原因而未能保留下来。在如此情况下,高孟先竟然冒着政治风险将卢作孚乡村建设的大量文字资料和图片资料小心珍藏了几十年，为其后研究卢作孚乡村建设，为弘扬卢作孚精神提供了极高价值的史料，这是高孟先的一大功劳。正为这个原因，卢作孚纪念馆才专辟一室，陈列这位有功之臣的事迹。

2016年9月28日,在卢作孚纪念馆举行了文物捐赠仪式，由高孟先的儿子高北南将父亲珍藏了几十年的卢作孚乡建资料正式捐给了北碚区博物馆，完成了其父永远保存这些珍贵资料的心愿。

三、高孟先深得卢作孚器重
    高孟先于1928年10月还不满16岁时就从璧山来到北碚，投考卢作孚为培养乡村建设青年骨干而举办的少年义勇队第一期。自此时到1951年，除了很短一段时间调往外地工作外，20多年来，一直是在卢作孚及其胞弟卢子英领导下在北碚从事乡村建设工作。可以说，他是卢作孚主持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全过程的见证人、践行者。

高孟先虽然学历不高，初中只读了一年就来到了北碚。但他精明能干、头脑灵活又勤奋好学，特别是有一手好文笔，因而深得卢作孚、卢子英的器重。卢作孚常让他参加一些艰苦的工作或活动，从实际工作中让他得到锻炼和提高。

1929年，卢作孚准备在峡区建立中国西部科学院，趁中国科学社派动植物专家来川的机会，由卢子英带领部分少年义勇队队员随专家来到峨眉山、川边一带采集生物标本和调查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不到17岁的高孟先也参加了，经受了风餐露宿、饥寒交迫、盗匪袭击的考验。

1930年春，卢作孚率领由民生公司、川江航务管理局、北川铁路公司、北碚峡防局4个单位合组的考察团出川参观考察。不满18岁的高孟先也幸运地参加了。按照高孟先的说法，此行“他们带着事业中的问题出去，取得了不少办法转来，并结识了有益于事业的许多友人和社会名流”。第一次出川的高孟先随队到了上海、南京、苏州、杭州、南通、无锡等地参观考察,这些地方使他大开眼界。而那些社会名流如黄炎培、蔡元培、李石曾、丁在君、翁文灏、秉农山等人的风采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高孟先把他沿途所见所闻都一一记录下来,写成了《合组考察团报告》,在峡区所办《嘉陵江日报》分5次连载，留下了卢作孚出川考察的珍贵资料。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考察途中,卢作孚为筹建中国西部科学院，特派高孟先入南京中央大学农学院畜牧兽医系学习动物标本的制作。考察结束后，即调高孟先出任中国西部科学院博物馆任管理员，须知此时高孟先还不满19岁，可见卢作孚对他是多么器重。

又如1930年卢作孚出川考察时在天津与南开大学校长、著名教育家张伯苓会晤，两人一见如故，都对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野心忧心忡忡(果然一年后，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了)。当卢作孚得知张伯苓在南开大学成立了“东北研究会”后，也如法炮制，回到峡区后也成立“东北问题研究会”，又让孟先参加了研究会交通组，专门研究东北交通问题。高孟先没有让卢作孚失望,撰写了《东北之前瞻与后顾》《东北交通》和《航路论》3篇长文，均在《嘉陵江日报》分期连载。

1942年6月，不满30岁的高孟先出任北碚管理局建设科长，直到1951年1月。可以说，他的一生都在卢作孚、卢子英领导下在北碚从事乡村建设工作，是他们造就的乡建骨干。

高孟先对卢作孚的器重是十分珍惜并感恩于心的。他深刻体会到卢作孚“对青年的训练，不只是为了事业发展的需要，也不只是为了解决青年的就业和出路，而主要是为国家培训大批有理想、有技能，而又愿意为社会服务的人”。
    四、手把手指导高孟先写日记
    高孟先有个好习惯，从1929年不到17岁时就开始写日记，这也是他文笔越来越好的原因，但谁能想到他写日记竟会得到卢作孚手把手的指导呢。

那是1930年春，高孟先随卢作孚出川考察。对于不足18岁的他，能够出川大开眼界自然非常兴奋。所以他决心把沿途所见所闻、所思所想都写在日记里。

一天，考察团正在轮船上，高孟先看见卢作孚正站在船舷欣赏长江两岸风光，他突然有一种想把自己写的日记拿给卢作孚看的冲动。谁都知道，日记属个人隐私，一般是不会轻易让人看的，除非是自己最敬佩、最信任的人。而卢作孚正是他最敬仰、最信任的人，他是多么想得到卢作孚的指教啊!于是，他鼓起了勇气，将自己的日记拿给卢作孚看。

而此时的卢作孚身兼多职:民生公司总经理、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北川铁路公司董事长、北碚峡防局局长。而高孟先只是个不满18岁的少年义勇队队员。但卢作孚没有一点官架子，也一点不觉得高孟先太唐突了,而是很热情地接过高孟先的日记，十分耐心地看下去,并给予指教，这让高孟先十分感动。他在这一天的日记里写道:
    卢局长看了我的日记,就把一些不适当的字词删去，又把不圆合(即不通顺)的话皆改正，并教了一些用字方法。我是异常高兴的。
    你看，卢作孚不但耐心认真看完高孟先的日记，而且亲手把日记中“不适当的字词删去”、把不通顺的话改正，还教他用字词的方法。这对高孟先来说，是多么难得，多么难忘。古语说得好:“一日为师，终身为父。”高孟先能有这样的老师指教，当然是“异常高兴”啦。

自此以后，高孟先的文笔果然大有长进，成了峡防局的笔杆子。不断在《嘉陵江日报》《大公报》《新蜀报》《新世界》《商务报》等报刊发表文章。卢作孚还让他参与编写《嘉陵江三峡游览指南》《北碚游览指南》《北碚概况》等小册子。1936年又任命年仅24岁的高孟先出任《嘉陵江日报》主任(卢作孚为嘉陵江日报社社长)，负责主编《嘉陵江日报》和《北碚月刊》，也由此可知卢作孚对高孟先文笔的欣赏。

四、热情鼓励和严肃批评

在卢作孚眼中，高孟先虽然学历不高，但聪慧能干勤奋好学，只要多加鼓励,好好培养,就是一个可以造就的好青年。所以他对高孟先的进步和成绩，都是给予热情肯定和鼓励。

如1933年3月，高孟先参加了卢作孚组织的下乡为农民免费种牛痘的活动。归来后卢作孚在峡防局召开总结大会，让参加种痘活动的青年一一上台谈感想和收获，卢作孚也坐在台下饶有兴味地听着。听完后他上台做了题为《要参加社会活动》的讲话。卢作孚鼓励大家“到社会去寻求实际的问题”，他说:“如果你们都能常常接触社会、亲近社会，那么，你们都能一定得着许多有意义的经验和切实的学问。”对于大家的发言，他给予充分肯定，并特别表扬了高孟先:

今天听了许多有趣味的报告。当中给了我们不少的经验……报告最有条理的是高孟先，他是用科学的方法,把一桩事情，整理成有系统、有条理的报告出来，所以使人听了，十分明了。

你看，卢作孚对高孟先的赏识溢于言表。对于才21岁的高孟先来说，被卢作孚在大会上指名道姓地表扬,对他一生该是多么大的鼓舞啊!

然而当高孟先在工作生活上有了错误，卢作孚也会毫不客气地严肃批评他。如1935年2月，卢作孚因为高孟先骄傲自满、待人接物不够慎重等原因，欲把他从中国西部科学院博物馆调出来到峡防局任文书。而高孟先在博物馆独当一面工作习惯了，认为文书工作“刻板无聊”,不愿上任。于是卢作孚单独找高孟先谈话。高孟先在这天的日记里记下了卢作孚对他的严厉批评:

午后一时晤作孚先生，谈话如次:“你有三点应该留意着。”他(卢作孚)说:A.生活浪漫……不顾社会环境，男女间发生的问题，重在相互认识，不宜常常相玩一处，并其方式其环境尤应顾到。B.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天下，博物馆仍是您高孟先的天下，今天自己不喜自己的天下经营，即不应怪大的环境的事业不好……今天如果有人能接办我的职务，我会拣一桩小的事体更经营得好些……C.个人与群体离开……博物馆仅只有您一个人,除了您有许多好朋友之外,简直是趋于孤立，现在峡(区)的许多活动中间，都找不到您的意义了，且不单形体上仪式上您渐渐地离开了,就是意义上、思想上您已是慢慢离开了!如果让您继续这样下去将来恐怕要毁灭您自己，所以才将您调到群的当中，慢慢复活起来，盼望仍是好好努力……后因旁的客来会卢先生，我才出来，他再三要边询我离碚后出路，叫我细细地思想之后，再决定。

首先要感谢高孟先能把卢作孚对他的批评内容在当天的日记里大致记录了下来，尽管还不够完整，也有词不达意之处，但仍让我们看到当年的卢作孚是如何苦口婆心、语重心长地规劝高孟先。卢作孚在与高孟先谈话时态度既严肃又诚恳。当时的高孟先只是个23岁的小青年，且又犯了错，但卢作孚仍尊重他，一口一个“您”称呼，很让人感动。
当时的高孟先，年轻气盛，一时听不进卢作孚的劝说，竟表示要离开北碚。而卢作孚执意挽留，此时有客人来拜会卢作孚，两人的谈话不得不结束。当高孟先走出屋子，卢作孚还追出来，再三询问他离开北碚后的打算，并要他“细细地思想之后，再决定”，真是做到了仁至义尽。

30多年后,高孟先在《卢作孚与北碚建设》一文中说卢作孚“在思想行为上的教育,强调公而忘私，个人为事业，事业为社会，不计地位，不争待遇，不图享受，不以个人所有而以个人所为表现于社会,不防人图己或专门图人”。对此，高孟先有深刻的亲身感受。

六、怀念与回报

我常常在想，为什么高孟先宁愿冒风险，也要将卢作孚乡村建设的珍贵图片、公文、书信、日记等精心保存几十年，即使在“文革”浩劫中也不愿销毁呢?为什么改革开放刚刚开始，高孟先就急不可待地要写一篇充分肯定卢作孚乡村建设的长文，以致刚写完就因过度激动和劳累去世了呢?这个问题一直缠绕在我心中挥之不去。

但当我细读了《高孟先文选》和即将出版的《乡建事业践行者 高孟先文存》书稿，特别是他从1929年至1950年的日记后，我明白了：高孟先之所以珍藏这些资料几十年不销毁，不仅仅因为它们是卢作孚乡村建设的重要历史见证，也不仅仅是因为其中有不少高孟先本人的心血和成果，而是它们都凝结着自己对卢作孚深深的敬仰和感恩之情。这也是为什么改革开放刚开始他就急不可待地以一个亲历者和践行者的身份写下了充分肯定卢作孚乡村建设文章的原因。

如今，他精心保存了几十年的珍贵资料经过整理已正式出版了，而资料原件已捐献给文物部门科学珍藏起来。他写的绝笔之作在他去世不到两年的1981年，就被全国政协文史委编的《文史资料选辑》发表了，以后又被多家报刊和著作转载，成为研究卢作孚乡村建设的权威之作。

高孟先如地下有知，当含笑瞑目了。

2022年8月

注：刘重来，西南大学卢作孚研究中心教授、《卢作孚研究》杂志主编、重庆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