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绍镕，男，1919年9月19日生于重庆市璧山县大东门外廖家堡，家庭成分小土地出租，1933年8月至1936年7月在璧山县立初级中学学习（今璧山中学）。2016年逝世，享年97岁。

谭绍镕爷爷是秀才，因唱名有误，落榜，后以教书为生，参加过四川保路运动。谭绍镕父亲名谭燮阳，字开遂，重庆优级高等师范毕业，年轻入伍，因见各方势力争抢地盘而征战，民贫国弱，民智不开，遂返回璧山，在征收局局长与教育局长两个职务二选一时，选择了教育局长，兴办教育。民国20年（1931）8月上任，因见吏治腐败，于民国21年（1932）2月辞职以示不满，从事教书，后差点连维持生计做教师都不成。谭绍镕在家庭的影响下，思想趋于进步，看见大哥考取黄埔军校后，也于1936年9月考入重庆联中，进入高六班。进入联中后，接触的进步书刊渐多，爱与同学讨论时事，和璧山钱帮和、同班同学邓元瑞(后改名邓平，离休干部)一起商量着参加了进步学生组织读书会和地下学联以及课余的农村宣传队等，对大众哲学、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进行学习讨论。

 入党 

七七事变后，全国人民要求团结抗日的声浪日高，联中的读书会、课余农村宣传队经常走上街头、下到乡镇宣传，刷的标语有“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起来把日寇赶出中国去”等。这引起了学校学联骨干（三青团）人员的不满，他们认为这与当时政府的宣传口径不统一，进而要撕毁这些标语，谭绍镕一方不干，双方发生争执，差点打架。经劝阻，双方同意在学校礼堂进行公开辩论，主持人由高五班的白深富担任。辩论会上，谭绍镕一方指出：我国虽地广人多，但工业薄弱，人心涣散，形同散沙，日本自明治维新后成为工业强国，兵员训练武器装备强于中国，但其人少，资源缺乏，只要我们团结起来，誓死抗战，加之战略纵深多等有利因素，持久抗战后最终将战而胜之。白深富对双方的论点进行点评时，明里暗里对谭绍镕一方表示支持，他说：服从一个领袖、一个政府不符合当时的国情，全国各族人民在外敌面前，要人不分党派，地不分南北，坚持长期浴血奋战，就一定能赶走侵略者。辩论后，同班同学周世楷对谭绍镕说：“你们一定读过不少进步书籍，思想还满先进的。”

白深富是璧山丹凤乡人，比谭绍镕高一级，两人每学期考试都位于班上前2名，联中每期都要对优秀者进行表彰，并给每人三块大洋。谭绍镕与白深富两人是同乡，观点看法趋同，关系不错。谭绍镕积极参加进步活动，白深富看在眼里。经过考查，白深富觉得谭绍镕是党的发展对象了，于是介绍他和邓元瑞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时间是1939年夏，地点在璧山城文笔嘴处。1939年9月，邓元瑞考入重庆大学后，其组织关系转走。白深富告诉谭绍镕，你的组织关系在璧山，会有人持“镕”字并带有党的组织关系来找你，今后主要是单线联系，并强调了地下党的组织与工作纪律。

  在璧山特支 

1939年下期，谭绍镕在县立中城小学校本部谋得一教师职位。

10月，璧山地下党负责人甘德茂持接头暗号找到谭绍镕，通知他到万寿宫找万文源，并召集黄宝富、万文源、谭绍镕在万文源寝室秘密开会。会上，甘德茂传达了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宣布建立地下党璧山特别支部，特支书记由北碚派人来璧山担任，组织委员由谭绍镕担任，宣传委员为黄宝富。会上，还确定了各自单线联系的人员。要求时常学习新华日报上的文章，尤其是学习领会毛主席“论持久战”思想，要大力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动员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之后，谭绍镕他们多次上街公开募捐，将筹集到的资金与物质交给相关部门送往前线，对战士家属、烈士家属进行慰问。谭绍镕他们还利用自己的教师身份，组织学生上街游行，打的横幅有“各届人士团结起来打败日本强盗”“还我河山，誓与日寇决死战”等。这些横幅，白巾黑字，谭绍镕一直保存到文革初期。

 失联 

1940年初，璧山特支书记沈智通知谭绍镕到北碚，正值复旦大学（当时在北碚）招生，谭绍镕想报考复旦大学，遂以此为由前往，并考上了复旦大学统计专修科。1940年2月上学前，谭绍镕将璧山特支的工作移交给了黄宝富。去北碚后，与复旦大学党组织柏心取得联系并开展活动。1941年上学期，谭绍镕被上级党组织指派担任北碚中学支部负责人。期间，璧山特支成员万文源等人被捕，写了悔过书后被保释出来，北碚中心县委得知此消息，为了安全，通知谭绍镕暂避一段时间。一段时间后，谭绍镕看看风声已过，1941年下学期开学又回到学校读书。回校后，只与李光诒单线联系。1942年初谭绍镕毕业，征求联系人李光诒的意见，李光诒说，可通过社会关系找一个公开职业，等工作稳定后再联系接转组织关系。谭绍镕便找工作，经复旦大学老师介绍，获得国民党政府主计处统计局一职务。离校赴任在江边候船时，谭绍镕路遇原璧山特支的黄宝富，相互打了一个招呼，谭绍镕问他来此有何贵干，黄回答说来找一个同学。因与谭绍镕同行的人多，且谭绍镕也不清楚黄宝富还是不是地下党，两人没有再说，就此匆匆而别。解放后很久谭绍镕才知道黄宝富是来接转组织关系的。

1942年2月，工作稳定了下来，谭绍镕即去信北碚复旦大学找李光诒，欲接转组织关系，前后去信3次，均未收到回信。谭绍镕感到疑惑，是不是李光诒出了事，到该年9月，谭绍镕就不敢再去信了，于是他的组织关系就断了。1956年谭绍镕才收到李光诒的一封信，信中说当时北碚复旦大学党组织与上级也失去了联系，直到1944年底才接续上。虽接续上了，但他自己当时已毕业，到天津忙于找工作去了。虽收到谭绍镕信，自己也失了联，就没有回信。等到北碚复旦大学党组织与上级接上了关系，此时他又不知谭绍镕在何处，况自己已不在重庆，所以就没有办法给谭绍镕接续上组织关系。（此部分内容可参见重庆市璧山区党史研究室编的《口述璧山党史》63—65页，2021年由重庆出版集团与重庆出版社出版）

一年后，在国民党文官定级时，要求填表参加国民党。谭绍镕虽填了表，但没有宣誓，也没有参加活动。

 助力亚洲中学 

1942年，谭绍镕在国民党主计处统计局任科员期间，与联中和璧山进步的同学时有联系。1942年，得知胡伴农（正銮）、吴朝禧、王继纯等想筹办合力木行时，谭绍镕积极为其多方筹集资金，助合力木行开办成功。在合力木行盈利后，于1943年将合力木行关停，把所得资金转移到璧山依凤，创办私立亚洲中学。为获得县政府立案核准，谭绍镕利用他父亲的关系，找到璧山县临时参议会议长陈雪樵、副议长傅友仁、模范乡乡长谭开文等，介绍亚洲中学的创办宗旨、人员简况，做通了他们的工作后，再向县政府呈报，终获批准办学。1944年秋，亚洲中学正式招生行课，成为了璧山地下党的一处活动据点。因教育思想进步，引起国民党顽固派的警觉和敌视，他们通过县政府对亚洲中学进行多方打压钳制，使得亚洲中学举步为艰。谭绍镕从中做工作，把亚洲中学的负责人带到他家，请求他父亲出面，一方面找璧山上层人士说项，找的人有陈雪樵、傅友仁、何能、郑久恩等，一方面叫亚洲中学收敛锋芒，终使县政府放松了对亚洲中学的监控，满足了学校合理正当的要求，如按学生人数适当增拨教育经费，为教员补足发放薪水（实物），从而使亚洲中学得以坚持办下去。

 筹建群力社 

1944年谭绍镕因病辞去主计处统计局科员职务，回璧养病。养病期间，经陈懋德介绍，到璧山农职校任数学教员，时间在1944年8月至1945年7月。在璧山县立初级职业学习任教员。期间，他和白深富发起筹建群力社，谭绍镕拟定了群力社章程，宗旨是“团结互助，增进友谊，共谋发展，为建设桑梓出谋划策”。群力社是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参加人员必须要信得过，因此谭绍镕就从自己的亲戚、同学中物色人员。谭绍镕发展的社员有同学陈懋德，自己的两个弟弟谭绍廉和谭绍仪（均为大学生，两人后加入中国共产党。谭绍廉曾任河南省新乡市化工厂总工程师，正高级，享年96岁。谭绍仪曾任重庆第十八冶金建设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正高级，享年97岁）、他亲戚的老辈子何宗禄和何宗烈，邻居徐昌渠、李文明、陈濂泉等十多人。结社会上，经选举，谭绍镕任理事长，白深富为监事长，陈懋德任财务。群力社成立后，社员们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由于多数社员是教师和学生，群力社利用这一特殊身份，支持璧山中小学教员争取自己的权益，要求县政府改善待遇，与反对者进行公开说理，乃至罢课。谭绍镕离开璧山后，还收到何宗禄等寄给他的油印《群力社简讯》。

 助力白深富 

1945年，白深富参加高等文官考试，以优异成绩考入中央政治大学，受训毕业后回到家乡璧山，意欲谋取璧山县教育科长职位，以公开身份作掩护，发展党的组织。白深富携其弟白深家找到谭绍镕，请他带他去面见谭绍镕的父亲谭燮阳。

白深富与谭燮阳之间也有一个缘分，当年谭绍镕的父亲谭燮阳任璧山教育局长时，曾进行过教育改革，举办了璧山高小毕业生全县统考，白深富考得第一名。当时县长杨世荣赠匾“出类拔萃”，局长谭燮阳觉得他是难得的人才，赠“鹏程万里”四字玻璃牌匾。白深富得此殊荣，名动一时。有此因缘，当谭绍镕带白深富去见他父亲谭燮阳时，说明情况，谭绍镕父亲很高兴，乐意为他奔走引见，并带他去见自己的好友陈雪樵、傅友仁、郑久恩、何能（谭燮阳的学生，时任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谭开文（后选为国大代表）。经多方活动，加上白深富与县长王槐是中央政治大学的同学，1945年7月终获得教育科长职务的任命。

 回璧工作 

1945后抗战胜利后，复旦同学彭少仙来信问他如想出川的话，现在军政部军务处参谋室还一个统计员名额，他可介绍。于是谭绍镕辞去教员职务前去就任。1946年5月，随单位迁到南京。1948年底随迁到广州，任主计部统计局视察。1949年10月辞职回到老家璧山。

璧山临近解放时，谭绍镕与邓元瑞、傅道文、何宗禄、罗炳淮以及他父亲谭燮阳一道，成立了中小学教师协助解放工作团。组织师生维护社会秩序，防止散兵游勇打砸抢，进行护校活动等。1949年12月1日，璧山解放。谭绍镕向时任县委书记冷明、副县长刘致中和新成立的文教科长蒋谦益汇报工作，在文教科长蒋谦益带领下，参加接管了璧山中学、璧山农职校、璧山师范工作。在接管中，谭绍镕现身说法，向教职员工、学生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协助管理学校事务。1950年3月经璧山经邓平介绍进入璧山中学。1950年3月—1950年8月任数学主任兼政治教员，下学期改任总务主任。1951年为璧山中学副校长，直到1954年11月调到永川师范。

在璧山工作期间，积极投身新政权的建设，开展减租退押、清匪反霸工作，动员群众参加工商业改造，成立公私合营。参加了川东地区各届人民代表会议和璧山县首届各届人民代表会议。在璧山县首届各届人民代表会议上，被选为璧山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主席团副主席。在任璧山中学副校长期间，在国民经济十分困难、教育经费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为璧山中学能有一个遮风挡雨、召开师生大会的礼堂，千方百计筹集资金，寻求政府支持，号召师生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自力更生，利用课余和星期天，组织师生前往砖厂、林场，挑砖运石、搬运木材，挖地基。请匠人设计修建了璧山当时最大的、可容纳上千人的璧中礼堂，还配建了图书馆。期间，谭绍镕父亲谭燮阳作为无党派人士，被选为璧山县第一、二届人民代表。

  历史问题 

谭绍镕调到永川师范后，任工会主席并教书，还担任了永川县第二、三届人民代表。1957年调永川师范函授部，拟任函授部主任时，却因他的组织关系没有恢复，未获批准。1958年，谭绍镕被调到大足师范函授部，任数学教研组组长。在大足期间，仍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参加各届人士学委会的学习。1974年，因谭绍镕的家属子女均在永川，他本人年龄也大，申请调回永川，获得批准，在永川东方红小学任初中数学教员。永川东方红小学改为永川县11中，开办高中班，任高中数学教员，直到退休。

关于谭绍镕的历史问题，璧山一解放，他即向时任璧山县委书记冷明反映，希望组织对他进行审查，恢复他的组织关系。鉴于当时地下党负责人甘德茂被捕叛变，璧山地下党多人被捕后自首，无人证实。且谭绍镕入党介绍人白深富牺牲于渣滓洞，更没有人也无法证实甘德茂被捕叛变后，怎么就没有供出谭绍镕是地下党？事隔多年，人事沧桑，以前是单纯联系，读复旦大学期间失联也无人能证实。谭绍镕说一同入党的邓元瑞可以证明，冷明书记说：“你的情况特殊，现不好给你证明。邓元瑞虽也是从璧山出去的，但也因璧山地下党被破坏，也没有人给他证明。他自己都还没有被证明，怎能给你证明。你安心工作就是，以后再说。”谭绍镕的组织关系就这样一直悬而未决。因历史问题没有得到解决，1968年他被当作叛徒、特务挂黑牌，在多种会议上被批斗。大足县革命委员会下文，对他进行关押、批斗，进行劳动改造，直至1971年9月13日才解除。在此期间，谭绍镕也没有放弃申辩，他反复向上级申明，自己只是因工作变动失去了联系，但没有被捕，也没有自首悔过，更没有叛变，自己对得起党。相关部门在他关押期间，多次派人外出调查，没有结果。1973年上半年，学校安排他带学生实习，他想以一个“有罪之身”带学生实习，教育效果不好，遂向大足师范校长金源提出要求，请求平反。金校长说：“你先工作嘛，你一开始工作，群众对你的看法就改变……”想到学生毕业在即，能利用自己一技之长为教育事业尽一份力，也对得起白色恐怖下参加共产党的初心，就克服情绪，兢兢业业工作。落实政策时期，经多次申诉，大足县政府发文撤销了对他的指控，永川教育局发文对他的问题进行了澄清与平反。但曾是地下党的历史问题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但从现在公开出版的几本有关璧山党史书来看，是肯定的，承认谭绍镕是地下党），虽一段时间有点情绪，但想到自己没有被抓捕杀害，加入共产党的初心就是为人民谋幸福，受点委屈算得了什么呢，也就释然了，不再去纠结。

（此文由刘大川整理、补充部分史事并录入）

谭绍奎简介：1946年12月18日生于璧山县城外廖家堡，男，谭绍镕的幺弟，璧山中学初63级3班学生，高66级2班学生，1978年2月至1982年1月，就读西南农学院（现西南大学园林园艺学院）果树专业学习。1982年分配到璧山县农业局，先后任县良种场场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专职副主任、园艺站站长，曾获省部级科技进步一、二、三等奖，2001年评为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正高级），2002年获得重庆市首届学校技术带头人称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