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德刚

张铭新同志离开我们转眼33年了，同志们可嘱我撰写他的革命事迹，也有很久很久了。1982年春天，我去重庆烈士墓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展览馆，瞻仰烈士们的生平事迹，非常遗憾，在张铭新烈士的名字下，竟是空白一片!一股辛酸像电击般地猛然震动了我的神经中枢，我那眶被烈火狂风烘烤得快要干涸的眼泪，忍不住潸潸而下，这也是又一次的情感催促，催促我快点写出悼念张铭新同志的纪念文章。同年夏天，展览馆的同志见我迟迟没有交卷，便来信再催，幸亏我从不健忘，而是时时刻刻牢记着:我们今天伟大、兴盛的社会主义祖国，正是党领导全国一切革命队伍同敌人英勇拼搏而来的，是所有的烈士们的热血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汗珠换来的。同志们的一催再催，使我深感有愧，只好含悲忍泪，断断续续地写下了这段终生难忘的历史，聊表我对张铭新同志的沉痛悼念。

1948年春天，我在重庆市立师范肄业。2月下旬，地下党重庆市工委决定派张铭新同志率领我和邓领章(在重庆市鹅公岩市立保校教书)两人一道去璧山县开辟工作。

我看，张铭新同志当时约莫三十来岁，身材不胖不瘦，也不太高，精神焕发，举止文静，言谈清晰。他原是重庆某中学的英语教师，因此我们称他为张老师。我们首次商谈工作的地点，仿佛是在一个卖菜的摊子边，特务出入的一间大门正对着我们。我心中想，这个地方不妥!可是张铭新同志却和其他的地下党人一样，旁若无人，非常镇静。后来我才明白，在对敌斗争中，也应当运用孙子兵法所说的“虚则实之、实则虚之”的战术，深临险境反而不被嫌疑。在那几天里，在他的指导下，我们把应当交接的关系，和离开市区的准备工作，一桩桩、一件件地做得清清楚楚。他叫我专程去磁器口省教育学院向蒋明环同学告别，观察一下蒋的活动与态度，至于组织联系上需不需要约定，则由我自己决定。蒋明环是蒋仁凤的儿子，蒋仁凤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也是我的小学校长和老师，他是一位老党员。1949年下半年，他是川东特委的临时负责人之一。这次，张铭新同志特意叫我去向蒋明环告别，可见他是深知我与蒋仁凤父子的亲密关系的，他对于下级的工作，安排得何等深入细致啊!

由于张铭新同志精细、巧妙地指挥我们离开了重庆市区，监视的特务不明我的去向。后来，市师的同学告诉我，重庆市教育局督学陈克英(他兼任市立师范训导主任，又是中统特务)在市师一次“纪念周”大会上，当着800名师生面前，编造我的谣言，说我在岳池县参加暴动被打死了。他万万没有想到，我蒋德刚不但至今依然健在，而且还要为祖国的四化建设，奋斗到2000年!他这个小小的特务，却终于没有逃脱人民的法网，仅仅隔了两年，就被重庆市人民政府处决了。
坚定不移的政治原则，机动灵活的战斗艺术，勤奋精心的工作作风，这便是张铭新同志所具有的优秀品质。这些优秀品质，从他在璧山县白色恐怖下的半年地下工作中，充分反映和体现出来:1948年3月1日，张铭新和邓领章两同志，由重庆乘一辆公共汽车来到歌乐山，我也登上了这辆车子，同他们一道去璧山县城。在璧山掩护我们的社会职业，是担任中、小学教员。张铭新早已跟璧山县政府教育科长白石坚(当时我不晓得他是地下党员，只知道张铭新跟白石坚有朋友关系)联系好，所以，到了璧山，张铭新便对我们说:他去璧山中学当英语教师，邓领章去青木乡中心校，我去城北乡中心校，并且把学校的聘书都拿给我们，同时我们自己则要交一张毕业证书。我接过聘书一看，见我的姓名改成“苟敬如”，我知道从事地下工作必须隐姓埋名，但是，城北中心校正设在遂宁一重庆的公路边，万一遂宁、蓬溪有熟人路过此地，发现蒋德刚变成“苟敬如”，他们必然感到诧异，岂不是反而露出马脚!因此，我主张只改名不改姓。张铭新同意我的意见，并且亲自给我填写证件。当时，我伪造了一张“岳池县私立新三中学”高中毕业的临时证明书，张铭新便在上面填写“蒋敬如”三字。他代我向教育科写一个更正姓氏的禀告，又亲自去教育科帮我交涉办妥。我之所以能够迅速、顺利进人城北小学工作，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或麻烦，就是由于他亲手代我办理了我自己应做的事情。他这种对党负责、对同志关心的革命精神，使我终生难忘。

张铭新同志对我的关怀，可说是无微不至。我去到城北小学三四天光景，他在一个星期天的早晨，突然出现在我的住房里。我还没有开口，他就问起我的寒暖来了，从吃饭、睡觉一直问到上课，以及同室的同事情况等等。后来，我们一同进城。至今依稀记得，在那段进城的公路上，我们畅所欲言地交谈了许多事情，特别是武装斗争。张铭新同志遥指西山，那儿山高林密，毗邻铜梁、永川，那是打游击的良好地方。后来有一次，张铭新、邓领章和我3人，在璧山城郊一座最高的桥上(文峰桥)散步，张铭新遥指东山，示意那里也可以成为游击队的家园。从这些片言只语看来，张铭新同志时时时处处都牢记着革命，从不放松对我们这种新党员的启发教育。

我同他在一个党小组生活，在小组生活中，除学习和听取他的传达、指示外，我们也要汇报各自的思想，工作和生活状况。有一次，我说城北小学老师邀我打麻将，为难了我这个不会打牌的人。张格新同志当即指教说:“你可准备万把元(法币)输给他们，下次就不找你打了。”我照这样做了，后来，他们果然不再找我打了。张铭新同志的社会经验丰富，他这样为我出主意，指导我在那种旧社会中的应酬之方，可是我却一点也不感到他是我的上级，而觉得他是我的良师益友。

张铭新是党的小组长，每月召开小组会两次，他还要去重庆市开会(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还要联系我不知道的一些组织和个人(当时我不知道他是璧山特支书记)，又担任璧山中学的英语课，真够忙碌的了!可是他总是从容不迫，从未显出忙乱的形迹。

张铭新同志随时随地都抓紧向青年学生灌输进步思想。有一次，我见他与几个学生谈话，有的说他爸爸在家中实行封建专制，有的说她的父母搞包办婚姻。张铭新同志语重心长地说:“如果真的是这样，做家长的岂不是把他的子女当成了奴才，显然是不对头的!”

张铭新同志具有高度的警觉性，预见性很强，可说是一叶知秋。那年6月初的一天，他专程来到城北小学，一见到我便慎重地向我指出:“你的学生中有人骂你，这是不好的信号，对他们不可太严!一定要注意!”他一面微笑者说，一面又严肃地指出我的问题所在。可是，当时我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不懂得在白区进行革命工作的方式方法和策略，却自以为是“初生牛犊不畏虎”。既要革命，就得敢想敢说，敢作敢为，特别是对那些国民党政府官吏、乡长、保长以及土豪劣紳等反动家伙，更加深恶痛绝，认为要把他们通通打倒才好。因此对于张铭新同志的忠告，我便不以为然，听不进去。心想:“对学生要求严格，有什么不对?一两个坏学生口出狂言，在背后骂我是难免的，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他们是贵族子弟，是乡、保长、土豪劣绅的儿子。”隔了不久，张铭新预料的事件果然发生了。在我所负责的班上，有一个顽皮的男学生，用下流的话语侮辱同班女同学，我教育他，他不但不承认错误，反而故意顶撞我，我本来就性情急躁、脾气不好，加上这个学生正是城北乡有名的土豪劣绅的儿子，我见他如此放肆顿时大怒，把张铭新同志的叮嘱教导忘记得一干二净!我不顾一切后果，狠狠地体罚了他。这个学生不是别人，正是城北乡乡民代表主席龚银安的儿子。龚银安本是城北一霸，现在见我这个小小的外地教师，居然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打了他的少爷，这还了得!于是他上县政府教育科告我的状，说我毒打学生。教育科长白石坚通知陈校长领我去见他，由他出面调停。当时我既不晓得白石坚同志的地下党员身份，更不了解他与张铭新同志的密切关系，我主观地认为:凡是政府官吏，都是一丘之貉。因此，我坚持不向龚银安低头认错，致使调停不下，大家不欢而散。我将此事告诉了张铭新同志，他当即严肃地对我说:“应当先来同我商量，然后才去对付!”我辩解说:“当时有陈校长同路，不方便；又唯恐你在上课，难会到人，只好去了再说。”张铭新见事已至此，便不再跟我多说，只叫我在城里吃午饭，让他上教育科说说，看能不能挽回。下午，他稍带不愉快的神情对我说:“不行了!要是你仍旧在学校里继续待下去，他们倒不说什么了，可是暗地里一定会指使人来向你寻衅闹事，耍流氓手段，先把你打了骂了，然后反咬一口，再同你打官司。这样一来，势必牵连我，使得我们的整个工作，都会受到损害!”这时，我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开始低下头来。他见我低头不语，便又语重心长地开导我，他教导我对待龚银安儿子那类学生应抱的态度。他说，我们千辛万苦由重庆跑来璧山干什么呢?绝不是仅仅为了谋一个职位，找一碗饭吃。我们来这里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革命。要把革命工作搞好，首先就得站稳脚跟，建立据点，发展组织，所以我们必须密切、广泛联系周围的人，教育他们、依靠他们共同起来革命。当前我们革命的主要目的，是反对和推翻蒋介石独裁专制的法西斯政权，而不是也不应当把所有的地主、资本家、反动政府人员毫无区别地通通打倒。我深刻体会到“小不忍则乱大谋”的古训，也十分悔恨自己的革命理论水平实在太低!我答应立即向城北小学辞职。

一周之后，在一次小组会上，张铭新郑重宣布党组织决定，叫我立即转移。他说:“你适宜搞武装斗争，先把你送回市委，然后去川北参加岳广起义队伍。”听了此话，我立刻解除了沉闷，振奋起精神，又像当年在市师整装待发、即将奔人反美游行的怒涛巨浪时一般。过了几天，张铭新同志送我回重庆。次日，他按约定时间来到勉励街支路10号，对我说:“你可能也知道了!《挺进报》被抄，市上(指市工委)的人四散了，找不到人，再找两天，第三天我才回璧山。你也可以找熟人问。”我便请求勉励街支路10号那位卖小菜的同志帮忙打听，他也说市区里没有了熟悉的同志。

两天之后的一个黄昏，张铭新同志仍然不改常态温文尔雅、笑容满面地走到我的身旁，他见左右无人，这才轻声、失望地告诉我:“走完了!城里找不到一个人影(指地下市工委人员)。你要耐心等待，等到下一个月的月会，我再来看你。”我满以为马上可以跑到川北，拿起真刀真枪，同反动派大干一场，才不愧英雄！不料遇上这一瓢冷水，顿时我的蓬勃热气化为冰雪!他劝我道：“你要愉快些，在市里绝不可失常态，明天我就回璧山去了!”停了一下，他又说:“你也可以向你的熟人处联系。并可请求他们把这里的情况转告中央。”我把所听到的消息，可能去联系的川东、川北组织的负责人，以及想去长寿、涪陵等地的打算，都告诉了他。他很赞同我的打算。临别时，他给我30万元法币，叫我暂作1个月的简单生活费用，他亲切地嘱咐我后，说声“下月再会”便转身离开。我依依不舍地送他走出菜市的下巷口，他叫我止步。我站定一看，只见满街星灯闪烁，他敏捷地走下民生路口，那温文尔雅、风格高大的身影，从容地融入熙照攘攘的人流之中。我掉转头，禁不住热泪盈眶!在此以前，我以为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那远在乡间的慈母和幼弟，才是我最亲的人。可是也从来没有产生过像今夕的与张铭新同志离别的这种离情别味，张同志才是我最亲最亲的人!使我抱恨终生的是，他与我这一别，竟成永诀!

1950年元月，我恰在重庆，从《新华日报》公布的西南烈土榜上发现张铭新、白石坚两同志的名字，这才知道他俩在解放前夕同被敌人杀害于渣滓洞狱室里。不过把他的名字写成“张明新”了。我立即写信向《新华日报》社请求更正。这年的7至9月，我在川北区党委党校学习，有一位同支部的学员李泽海同志，他是从渣滓洞狂敌乱枪雨弹下逃出的幸存者之一，他听说我是张铭新同志的亲密战友，特地对我说:当年他恰巧和张铭新同志一起被囚在一间狱室里，他亲眼看见张铭新同志坚贞不屈地同其他难友一道，在狱中进行过反抗斗争。并且还利用间隙时间，帮助难友学习英语，以备将来万一能重见天日，可以更好地为党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1982年6月于蓬溪)

(选自中共璧山县委党史办公室编:《璧山党史资料汇编(1927—1949)》)